观察者网：新冠肺炎流行性病学还带来了“供血安全”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血浆疗法”这一利用康复者血浆中针对新冠病毒的特异性抗体，可以迅速识别并捕捉病毒，激活体内的补体系统清除病毒这一疗法？

蒋健：有两个概念，一个血浆疗法；血浆疗法是利用了已经得过新冠肺炎的患者的血浆（患者已经属于恢复期的痊愈了），其中有抗体，在疫苗一时研发不出来的情况下，可以把血浆当做一个治疗的药物来看待。

血浆疗法的运用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就是利用已经恢复的患者血液中的抗体，注射到刚刚患病的身体里面去，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输血安全是另一回事。健康的人把自己的血献出来，给那些需要输血的人。献血的人需要查肝肾功能以及肝炎病毒、艾滋病毒等等，以保证用血安全。

3月4号下午，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为三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开展了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

现在凭空出来了一个新冠病毒，其中有一些人群属于隐性感染者，他表面上没有得过病，但说不定他身体里面携带了阳性的病毒，但没有发病症状。

感染过新冠肺炎病毒的人所产生的抗体也分两种，一种是IgG的，一种是IgM的。IgM通常表示新近受到感染，IgG抗体是表示既往受到感染。

过去我们献血的时候，要查肝肾功能和肝炎病毒艾滋病毒，现在面对一个新冠肺炎病毒，其血液抗体阳性是否可以献血？这个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与观察。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有一种病叫输血型肝炎，就是因为当时大家对那种病毒还没有分离出来，对它的本质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导致受血者出现了丙型肝炎，在国外叫C型肝炎。

后来我们弄明白了，C型肝炎是能够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现在我建议那些新冠病毒的痊愈者，或者隐性携带者去献血时，不仅要检测其IgG和IgM抗体，还要搞清楚这些抗体阳性的临床意义，不能光凭经验就判断哪一种血是肯定安全的，还需要作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才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主要是考虑到献血的安全性问题。

观察者网：蒋教授，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可否谈谈您对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前景的展望？西方国家也在加快研发步伐，目前已经形成了疫苗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有些政治化了。

蒋健：这个病毒什么时候能完全消失我们还不太清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疫苗研发出来。据我目前所知，在疫苗研发方面，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属于第一梯队，起步早，研发水平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您说这相当于“军备竞赛”也不为过，这不仅涉及到经济上的因素，也展现着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和面对新发传染病的应对能力。

研发疫苗讲究速度。RNA病毒疫苗相对来说比较难研发，因为它会发生变异，不太稳定。病毒一旦变异了以后，疫苗就不一定完全匹配管用。所以，疫苗的研发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二，代表国家科研实力；第三，趁着病毒还没有变异之前投入预防使用，要快。研发疫苗是最要紧的事情，可以省却很多的医疗资源。所谓传染病的“防治”，有了疫苗，就可以控制在“防”的阶段而非治疗的阶段。

所以这依然涉及到了我们国家突发性公共卫生研发体系这一根本性问题，这就又回到了刚才提到的老问题上了。

观察者网：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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