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观察者网/武守哲）

观察者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采访您的机会。您在提案中着重提到，疫情之后应及时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病毒肺炎临证经验，作为历史性学术著作保存流传下来，希望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组织一流专家成立一个编撰委员会。您觉得这个编撰委员会应该如何面对“中医存在不同流派的多种诊疗方案”，采取何种编撰方法，才能“形成相对比较统一的权威认识”？

蒋健：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不少关于大瘟疫流行之后产生的学术著作，多由医家学者个人总结当时经验独立完成的，如汉朝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清朝的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等，为后世抗疫及传染病诊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宝贵的学术遗产。

《温病条辨》，清朝吴鞠通著

2003年中医药抗击SARS病毒的成功经验，很遗憾当时并没有得到及时地总结汇总，时间一久，将渐渐被遗忘。把对瘟疫诊疗的过程记录下来，是中医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的重要证明，这对中医药的继承和发扬都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时，编纂成书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现在中医院校的教科书。至于中医流派问题，自古以来就有，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但毕竟还是有主流、有分支的区别，比如此次抗疫，有“国家队”也有“地方队”，不同的省份比如说在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甘肃省等等，地方中医对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存在一些大同小异的治疗方法，我认为可以兼收并蓄。

我们中医有个说法叫“三因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同样一个病，但因为性别年龄不同，因为体质不同，甚至因为地方气候不同，所以具体的治疗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同为新冠病毒肺炎疾病，武汉患者可能偏于湿重，在广州可能偏于热重，治疗用方用药会有所不同。在编纂中医药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诊疗书籍的时候，基于这个“三因制宜”，除了介绍“国家队”的诊疗方法外，也可以介绍地方上的经验；治疗方法可以是传统中药汤剂，也可以是不同剂型的中成药，还可以包括针灸推拿康复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写进去。

中医的诊疗方案和西医是不一样的。西医是千人一面的，而中医则会根据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症状开出药方。比如同样感染新冠状病毒的患者，有的人便秘，有的人腹泻，所以治疗方案当然是不一样的。当然你也许可以说，中医没有统一的方子是一个弊端，其实相反，这未必不是中医的一种优势。所以，主流和一些“非主流”的方法都编写进去，百花齐放，没什么不好，可以提供后人去实践、去证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医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观察者网：您指出，在非疫情期间“构建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研发体系架构”尤为重要，需要一个“由国家和各地防控指挥部及体系内的常设机构”，那么这个常设机构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关系应该怎样协调？

蒋健：湖北武汉是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第一个重度爆发区，后来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我们看到，无论是核酸和抗体检测试剂的研究开发以及疫苗的研发等等，美国都非常快，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我们要承认他们的科研实力还是很强的、反应是很快的。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是否也应该利用我们国家举国体制的优势，举全国之力搞集中而快速的研发？我国一些研究院所机构平常大多各自分散各自为政的，如果设一个或数个常设研究机构，平时和P3、P4实验室以及和CDC有关传染病的研究室、研究基地加强合作，是否能够更快地出科技成果？这是我所热切期待的。

2003年SARS疫情过后，有关研究就差不多也就停顿了下来，应该汲取此教训。有关传染病常设研究机构应该和院校的有关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平时人才储备、仪器设备采购，科研经费俱应充足，密切跟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新发突发传染病，进行及时跟踪研究。科技部对此要有一个优先考量。

2月14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这是武汉首个以中医为主的方舱医院

把“战时”和“非战时”的情况结合起来，以便一旦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使我们不仅能在社会体制上占优势、而且在科研上也同样能够快速的作出反应。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何况是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创新药物的研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