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戒严了，大兵来了，人们被赶进屋里，而等大兵走了，又蜂拥涌上街头的原因。人们没办法啊：小孩子们要跑出来踢球；街上的一个水龙头是用来解决五百人饮水需求；一家七八口睡在一间屋子，早上怎么也得轮换着换衣服，尊严一下；在贫民区里，一个住户和另一个住户屋距不足一臂，而屋子里，每人享有的空间也不足一臂，于是，只能往街上跑了，哪怕是为了呼吸口新鲜空气。

戒严第一天，警察就使用橡皮子弹驱散人群了，因为在超市排队的人太多太长，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保持国家规定的1点5米的空间。另一部分被警察扣住了，因为他们购物或上班需要搭乘小巴。私人运营小巴一般载15人，按照戒严的规定，一辆车只允许坐一半的人。因此，警察给每辆车留了七个人，其余的人被勒令步行回家。

民众在超市门口排队购物。（Alet Pretorius/Gallo Images）

不久，小巴司机就罢工了，因为载七个人根本赚不回运行成本。小巴司机抱怨汽油太贵，抱怨他们坐在车顶聊天，被警察勒令彼此保持距离，而他们看见警察都是一堆一堆从一辆车上下来的，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保持距离。

戒严的第四天，老人们纷纷上街，来到指定地点领取退休金和残疾人生活保障金，这些生活经费每月发一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从电视上看，政府的组织工作还是不错，为了保持距离，每位排队领钱的老人都坐在事先排好的椅子上。从电视镜头中人们可以看到，前面人结束了，后面的老人集体起立，颤巍巍地移到他们前面一排的椅子上。就这样像蜗牛似地移动着，许多老人从早上6点移动到下午1点，还没领到。

老人排队领退休金。（Marco Longari, AFP）

这些都是戒严这五天来电视上不断播放的镜头。这些镜头讲述着那个国家的故事，不知疲倦地，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因为只有那个国家有无数故事可讲。

相较而言，这个富裕的国家突然间好像消失了一般。除了在第一天有人遛狗被勒令回去的新闻之外，就是一位民众在路边拍摄了一对夫妇不顾禁令在外跑步的影像，这是为数不多的在国家电视上可以看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

这意味着，假如一个在贫民窟或人挤为患、危险重重的内城的居民打开了电视机，他突然间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生活，而另一个过去占据镜头中心的世界忽然间隐形了，连同美丽的高尔夫球场，五光十色的时尚，牛排和美酒的广告等等，都让出了镜头的中心，和那个世界一起消失了。

也许他的知识不足以让他意识到，这种变化意味着，国家已经开启了紧急状态下的“监视机制”，所有的摄像头都对准了他的国家，使得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也许他的教育不足以让他对这种变化感到恐惧，因为他毕竟不懂得“被看”意味着什么；也许他正在侧耳倾听，他知道，未来任何一个病例，如果有的话，将来自他的世界。

这是经典的一个制度两个国家里“看”与“被看”在战时状态的反转，它将第三世界所处的国家置于镜头的中心，因为那个隐形的权力明白，所谓的举国抗疫，乃实质是这个国家的抗疫。

现在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政府要动用军队，如果只是第一世界的防疫，军队的动用是多余的，警察足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军队大多被分配到黑人居住的城乡；为什么国家开始匆忙地向喝不上水的地方临时投放41000个水箱；为什么紧急为约堡15000流浪汉寻找临时住所，迄今，只有2000人有地方暂时住下来，剩下的13000人实际上还在街上流浪。

可以想象，未来病情一旦爆发，濒临崩溃的农村的医疗系统将不断曝光在镜头面前。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没有被镜头捕捉到的景象，比如，以戒严之名，一些地方政府趁机拆毁许多穷人的非法建筑物从而造成的冲突等。这些已知和将知的图像，乃是这次南非抗疫跳动的脉搏。

从这次抗疫中我们能期待什么？我们看到政府正在博弈：南非深重的社会和体制问题要么借助这次疫情压垮政府，以最无情的方式逼迫政府采取更大的决心实施改革，要么政府再次在这次疫情的打击下顽强地存在下去，届时，当疫情过去，“看”与“被看”的游戏重新反转，一切恢复原样，一个制度两个国家的现实再次顽强地继续下去。何种结果，看这奋力一搏的效果。

从来没有看见南非政府、各个党派和公民社会团体达到如此团结的程度。他们都坚定地支持戒严，坚定地站在政府的身边。这种异乎寻常的团结在西方发达国家是看不见的，这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灾难可以导致的危机的程度。因为危机大，所以团结紧。这个国家是团结的，现在他们伸出臂膀，想把那个国家也拉到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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