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没有回避上合组织面临的问题。相反，他在文章开头就列举了上合组织成员及其伙伴之间的一系列现实矛盾：俄乌冲突，美伊战争，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跨境冲突，中印存在边界问题，印巴长期处于对立。

但他认为，上合组织已经“将一种独特的、不要求趋同的共存实验制度化”。这句话，实际上重新定义了观察上合组织的标准，而不再由所谓“西方价值观”所裹挟。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中亚国家，不可能在所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上合组织25年来形成的一种独特机制，是通过持续的制度化互动，让存在战略不信任的国家仍然保持沟通。

放到美伊战争的背景下看，这种机制的意义就更加清楚。

伊朗不需要先说服所有成员对美国、对中东局势采取完全相同的立场，才能参加上合峰会；印度也不需要因为与伊朗合作，就放弃自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俄同样可以在保持各自外交政策的同时，与伊朗开展合作。

上合组织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当各国利益并不完全趋同时，仍然能够保留一张共同的外交谈判桌。

而对处于战争中的伊朗来说，这张桌子的意义恰恰在于：战争越激烈、外部压力越大，保持外交和地区合作渠道的价值就越突出。

2026年9月1日，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参加上合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IC Photo

双边合作仍是主渠道，上合负责“搭台”

上合在提供了峰会这样一个场合后，更现实的问题是：战争和制裁之下，伊朗能否借助这一平台拓展经济合作空间？

马斌指出，目前，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机制正处在加速建设过程当中，贸易、投资、金融、交通、技术等领域都在取得很大进展。这既是上合组织25年来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也是对当前世界经济局势变动提出的新要求的适应。

韩国东亚研究院（EAI）8月30日对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观察。EAI指出，虽然此次峰会是多边场合，但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合作进展仍主要通过双边渠道推进，例如中俄围绕“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合作，以及俄伊核电合作。

因此，上合组织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并不是非此即彼。

事实上，对伊朗而言，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与其之间已经存在的双边关系，依然是最直接的合作渠道。上合组织更像是在这些关系之上，提供一个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让不同国家之间的能源、交通、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拥有更多衔接空间。

马斌也认为，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而言，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机制，都是稳定和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但往往不是主要资源或平台，更不是唯一资源和平台。这种建立在开放性、包容性基础之上的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网络，本身就具有不同于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韧性标准。上合组织作为区域经济平台的内部韧性与作为区域经济参与者的外部韧性近年来都在不断增长，故其在促进成员国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就表现的更加明显。

如此看来，对伊朗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不需要把所有对外合作都搬到上合组织框架内，而是可以继续通过双边渠道推进具体项目，同时利用上合组织这一多边平台维持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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