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本泛黄的日记，也详尽记述了1946年至1948年间检方团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据研究人员介绍，萨顿一行人在审讯关押于中国的日本战犯后，常常凌晨三点才得以休息。他们马不停蹄地辗转上海、北京、重庆、南京四座城市，走访了125名证人。日记还收录了萨顿奔走各地搜集罪证时拍摄的中国多地影像，以及为南京大屠杀案出庭证人拍摄的照片。

这批公开史料中还包含一份题为《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的文件，长达89页，收录了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与酷刑等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翔实。

这份报告是检方举证的关键材料，也确保了美方牧师约翰·马吉等重要证人远赴东京出庭作证。马吉曾用影像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的惨状。

据邹德怀介绍，这是萨顿第一次来华后起草的五份报告之一，“其余四份报告的主题，则分别关注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细菌战、鸦片与毒品贸易，以及德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勾结。”

杨夏鸣进一步向《南华早报》补充说，萨顿是少数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日军生物战指控的西方检察官之一。他曾在重庆会晤奥地利卫生专家罗伯特·博尔奇奇和中国科研人员，取证记录日军飞机在多座城市投撒沾染鼠疫病菌谷物的罪行。

日记中记载了，1946年3月至4月他与同僚在华调查取证期间，就已经触及了日军细菌战罪行线索。4月16日，萨顿在东京起草关于中国的报告时，列出的第一项就是细菌战。后来，他持续与菲律宾检察官、中国检察官讨论日军对华细菌战问题，显示检方并未放弃对这一罪行的追究。

“从日记内容能看出，萨顿始终没有放弃追查，”杨夏鸣说，“就在他请假返回美国照料病重母亲的前几日，他仍在研讨这些罪行。”

在提交给法庭的日军侵华罪行调查报告结尾，萨顿言辞犀利地写下对战争罪责的审判态度：“这场战争的发起，公然违背了庄严的条约义务与反复作出的官方承诺；这场战争的实施，践踏了一切有组织战争准则，其手段震惊人类良知。”

而尘封八十载的日记原件重现天日，也让历史的坐标被拉回到东京审判的起点。

回望那场规模空前的历史性审判，11国司法力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开庭800多次、出庭证人达400多名，书面证人700多名、受理证据43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

最终，法庭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而今，令人愤慨的是，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企图为军国主义翻案。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埃纳尔·唐恩认为，东京审判最终未能实现“完全的正义”：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战争罪行数量极为庞大；另一方面，日军有组织地销毁书证，令检方不堪重负。

唐恩表示，尽管在1945年至1946年间调查了近9.6万起战争罪行个案，但由于人手不足、资源匮乏，法律团队最终仅整理完成650份证人证词。受繁杂的官僚流程掣肘，近十万桩有案可查的暴行最终未能得到追责。

他补充道，政治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制度性失败：美国为换取相关研究数据，不仅决定免予起诉日本天皇，还豁免了731部队等生物战策划者与研究人员的罪责。正是因为审判草草收尾、人为刻意掩盖罪行，致使日本没能像德国那样完成历史反思。

“日本至今仍未能正视并反省战时历史。”他强调，靖国神社“拜鬼”、历史教科书篡改问题，再加上日本与中韩两国持续存在的领土争端，这些当下的矛盾根源，都在于当年对战犯追责的不彻底。

去年年底，日本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在对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表现消极，招致中方强有力反制。

6月9日，对于日媒称美方请求中国恢复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表示，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需要强调的是，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它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不久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番发言依旧振聋发聩。

正如其所言，东京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

“殷鉴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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