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话语的强势地位，以及西式制度在全球的广泛“套用”，对制度方面的评估，无论是“主观题”，还是“指数题”，很容易带有“西方中心”的系统性偏差。

西方治理范式的价值判断，可能低估“非西方模式”下的治理效果。对于不同经济模式和监管理念，人们的理解也常常大相径庭。具体到创新方面，就会低估“国家驱动型创新”或“非市场型创新”的经济体。

更何况，从创业文化到企业运营稳定性，本身就很难以统一的标准让受访者打分。

第一根支柱“制度”的全部6个指标中，2个是“主观题”，4个是“指数题”，毫不意外，中国排名相当低。

每个经济体有7个支柱得分，前10名总共就有70个，其中只有中国的“制度”排名低于35。

GII呈现结果时，将大于35名的支柱排名标为浅绿色，中国的“制度”排名格外显眼 WIPO

另一种可能的系统性问题是“精英集中偏差”。企业高管问卷、专家意见，往往覆盖最顶层群体，或一个经济体内的最发达板块，未必能充分反映基层创新生态和地区特质，特别像中国这样制造业覆盖全产业链，各种微创新层出不穷的国家。

问卷调查还固有“短期情绪偏差”，对突发事件（如经济危机、政策更迭、选举等）较为敏感，不是每个受访者，都能准确把握全年情况。

另一方面，ICT使用、流量、网络覆盖率等，虽然相对客观，总体上也能说明些问题，但完全聚焦于“量”，对“质”（如是否用于科研和企业交流创新）并没有真正的评估。例如，网络覆盖率低的经济体，如果要保障科研院校的网络使用，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对大学排名近年也已经有不少批评，主要的质疑点之一，就是国际化相关内容。而WIPO的相关指标，选取前3名、前5名取平均，更是过于看重少数精英大学，不能反映整体高等教育水平。

回顾历史，中国的创新排名确实出现过几次特殊波动，例如在2009年至2013年间两度被“请出”前30名，不过猜测刻意打压可能有点太过“诛心”，今年就更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不如说，面对中国这样高速发展、体量巨大的非西方经济体，WIPO的方法论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如果将所有火力都集中在非客观指标上，这样的批评有点太廉价了。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以中国的弱项为例，看看“客观题”的漏洞

中国排名最低的几项中，非客观指标其实只有一个——“监管质量”，列第94名，仅仅是中国的倒数第五。

最差的是“5.3.4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FDI net inflows），占 GDP 百分比”，列第110名。

FDI净流入是最近三年投资净流入（新投资减去撤资）的平均值，指为了获得在另一经济体中经营企业的长期管理权益（10%或以上的有表决权股份）而进行的投资。它包括股本、收益再投资、其他长期资本以及国际收支表中显示的短期资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投资人自然是要有利可图，但并不等于就和创新一定有强相关。

首先，小经济体有少量的外资流入，就会在分母（GDP）较小的情况下显得比例特别高。大经济体即便吸引了巨额外资，但因为GDP体量庞大，比例会被稀释。

其次，FDI受全球经济周期、汇率波动、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等的影响，更多反映中短期资本趋势，而不是创新生态长期表现。

再者，有的FDI进入房地产、传统制造甚至是“资源掠夺型”投资，并不带来创新。

还有些经济体，是跨国公司资金中转或避税地，这类资金未必停留在本地经济中，也未必促进本地创新。

中国倒数第二的是“2.2.3 高等教育入境流动率，占比（Tertiary inbound mobility，%）”，列第107名。

在某一经济体学习的海外学生人数，占该国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百分比，这和之前的大学产业合作与国际参与度有重复，都考虑国际学生数量，只是参与度那项包含其他因素，可能相关性因此下降了，就没有给指标“打对折”。

而且，中国高等教育做得“太好”，总入学人数“太高”了，这占比的计算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指标同样面临创新相关性的问题。国际学生是本硕博哪个阶段的，对创新带来的影响显然不同，留学生读哪个学科更能带来创新，更是争议巨大。

倒数第三是“5.1.3 青年人口红利（Youth demographic dividend, %）”，列第105名。

青年人口红利是指 0–2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WIPO认为，它反映了未来可能从庞大的青年群体中获得的经济和创新相关优势。这种人口结构被称为“红利”，因为如果能有效教育并融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能够增强未来的创新能力，维持长期经济增长，并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这都不用多说了，关键是“有效教育并融入劳动力市场”啊……

倒数第四是“3.3.1 单位能耗产生的GDP”，列第102名。

计算方法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能源总供应量（TES）。TES 的计算方法为：生产+进口-出口-国际海运燃料-国际航空燃料，再增减库存变动。

这项指标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或许比较重要，但放到创新评估体系里，大概“赶时髦”的意味更大一些。

高能耗产业占比大的经济体（如钢铁、化工、采矿）会天然拉低指标，即使它们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如 AI、航天）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服务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占比高的经济体（如金融中心、旅游国）会天然抬高指标，但这未必说明其技术创新能力强。

能源资源型经济体和不生产能源的相比，用能源难免大手大脚。这当然不应提倡，但和创新没有必然联系。

最后就是体量问题。在绿色科技的创新、应用方面，中国是无可争议的引领者，但经济体量实在大，门类多，减少能耗仍然任重道远。

可如果以此来衡量创新，倒成了这个指标自己的“尴尬”。

倒数第6是“5.3.3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占总贸易百分比（ICT services imports, % total trade）”，列第83名。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这或许是最可乐的一项。我们主要负责出口，告辞了……

确实有些ICT领域，进口也不少，但和贸易总量，真的没法比啊。

对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或许有一定的意义，但就像“国际学生”的重复问题一样，这背后对创新的作用，其实也包含在互联网覆盖等指标里了。

并列倒数第7的是“2.1.1教育支出，占GDP百分比”和“7.2.2每百万人口（15–69岁）国产电影长片数量（National feature films/mn pop. 15–69）”，都列第76名。

教育支出涵盖各级政府（地方、区域和中央）的教育总支出（包括经常性支出、资本支出和转移支付）。中国确实也在尝试提高教育的投入和质量，除了职业教育的改革，还有人探讨高中或学前阶段纳入义务教育等。

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教育已经相当不错的情况下，教育支出占比可能很难有大的提升。

顺便一提，PISA得分也是指标之一，中国排名第一。和这个76名对照着看，尴尬的肯定不是我们咯。

中国还有一个特点是，教师、医生等职业，工作强度非常高，如果和西方比，这部分额外的人力成本相当大，但无法体现在总支出里。

而电影长片的定义是时长 60 分钟或以上，包括剧情片、动画片和纪录片，旨在影院进行商业放映的。专为电视播出制作的影片、新闻片以及广告片不包括在内。

这个低排名指标，就不多说了，或许是中国国内争议最少的一项了。但量和质的权衡问题依然存在。

另外，电影虽然是最重要的文化创意产品之一，但自身也在受到时代的冲击，未来可以考虑换换指标吧。

倒数第9是“4.1.3小额信贷机构贷款，占 GDP 百分比（Loans from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 GDP）”，列第43名。

创新企业融资难，当然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单看总额占比，而不细究贷款用途，也确实粗糙了点。

中国的倒数第10能列第34名，已经相当高了，指标是“7.2.3娱乐传媒市场 / 每千人口（15–69 岁）（Entertainment and media market/th pop. 15–69）”。

最主要的数据，出自普华永道的《全球电信与娱乐传媒市场展望（每千 15–69 岁人口）》（Global telecom and entertainment & media outlook），它是关于不同地区消费者与广告支出，以及娱乐和传媒细分市场的全球分析与五年预测的综合资料。

这个指标倒也许部分反映了，冲击电影等传统创意产品的新浪潮。然而，如果单纯看市场规模，那么很可能被低质重复的内容“冲量”，里面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创新，就很难说了。

何况在相当多国人眼中，娱乐业、广告业的创新，并不能与工业技术的创新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