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此前在采访中曾指出，中欧合作是主基调，不过中欧关系仍旧复杂。您认为，中欧关系的复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平：先说合作，中国和欧洲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个最大的市场、两支最大的和平力量、两个最重要的文明体。70年来——除了个别情况，比如支持和参与叙利亚战争——欧洲大陆本身一直主张并基本实现了和平，我们更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没有对外发生过任何战争。另外，中欧之间也已经没有直接的、领土纠纷意义上的安全冲突。随着香港回归，英国鸦片战争以来对我们的侵略与殖民这最后的一块也和平解决了——现在英国又拿香港问题做文章是另一回事，法国德国乃至欧盟马上也要拿香港问题做文章。客观上说，在世界层面、国际重大事务，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气候变化与绿色经济，欧盟还是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矛盾一直都有，有的分歧也很严重，但相对而言，与中美比还是不一样的。甚至整个欧洲与中国合作的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还可以提质、增效、加分，所以合作的前景和基础是有的。

现在因为世界大变局，且欧洲内部面临那么多问题，中欧一年一度的领导人会晤也好，我们的元首外交、国事访问也好，每次欧盟都更关心他们自己迫在眉睫的那些事儿，也可以理解。这10-20多年，欧盟关心最多、与我们讨论的很多都是它们自己的议题，比如希腊债务问题、英国脱欧问题、叙利亚难民问题、克里米亚问题。相对而言，我们有时候是想跟欧洲讨论全方位的合作，新型城镇化、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等。

中欧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轻重缓急议题不一样，现在最有共识的就是绿色、环保、可持续和气候变化，但是即使这里面，具体怎么做，分歧也很大。相对来讲，欧洲在所谓的现代化建设上先走了一步，因此它提出的标准比较高。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要有共同而有区别的目标与责任，欧盟必须要承认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具有跟它一模一样的所谓“对等的责任”。他们强调所谓“对等”，我们是坚持平等，强调“共同而有区别”。他们在绿色预算、绿色金融、绿色投资、碳排放等等方面标准高得多，客观上也提高了中欧合作的门槛。但是合作潜力仍然巨大，而且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本身也符合我们中国的发展利益和健康利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这个领域，我觉得中欧是最有合作潜力与空间的，虽然最近欧盟又通过了门槛高得多的投资审查法等，也一直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也不再承认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合作中也免不了各种分歧、纠纷。而中欧处理分歧与纠纷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对抗，更不是掉入什么“新冷战”等各种人为的陷阱。

观察者网：您之前在采访中反复提到了多次，新冠疫情给世界大变局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确实给国际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对于世界政治格局而言，您认为，新冠元年后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黄平：我觉得这次新冠疫情，再次印证了原有西方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不灵了。全球化使得原来只以民族国家、单一国家为单位来处理的跨国全球挑战，已经不够了，更彰显需要全球多方合作、共同携手抗疫防疫。本轮全球化至少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初现端倪了，中欧在这一轮全球化中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推动者。任何国家，想逆潮流而动是没用的，哪怕要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挑战、风险和危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仅仅以国家为单位去抗衡霸权、完成防疫、抵御金融风险，都不够，而只能合作、携手，共同应对。

至于世界政治新秩序是怎样的？是坚持我们原有的国家主权、国家独立、国家内政不容干涉，同时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通过求同存异，走向和而不同，互利合作共赢？还是各自为政，甚至回到丛林，彼此乱战一气？“战”也不一定就是军事上的战争，还有金融战、贸易战、规则战、价值战。包括这次疫情背景下毫无理由的甩锅、“索赔”这些现象，人类是要彼此为敌、重回丛林法则搞零和游戏吗？还是有的国家真的以为自己在丛林中必胜，哪怕自损三千？

虽然中美两国是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最大的代表，但新世界是多角色、多伙伴、多边、多极的，而不是只有两极、或者中美欧三极。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从无秩序走向新秩序的这个时间段里，不知道还有多少新的不确定性，新的风险与危机，这次疫情应该是一个警告，如何走出来也要考验人类的智慧与治理能力和水平。如果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正好与中国的民族复兴路线，正好与2021-2035-2049同步，即是说，正好在本世纪中叶时也能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万幸。1945年以后，从雅尔塔到波茨坦，弄出一个世界秩序，虽然后来也出现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是今天“冷战”也不再是、不应是各国的必然选择，如果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能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就很了不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就得做起，例如在经济贸易、科技信息上从共商共享做起，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从防止“新冷战”做起，在抗疫问题上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做起。

观察者网：您曾发表文章，阐述“修昔底德陷阱”并非铁律、大国之间不是必有一战，我们一贯倡导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然而，从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近来的行径来看，似乎是想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极力鼓动与中国的对抗，比如美国关闭我驻休斯敦总领馆。您认为，西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否是一脉相承的？

黄平：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确实是希腊历史上的事，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提法其实是最近的。背后的更大问题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它的哲学认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本是以“二元”为基础的，认识论上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发展意义上的落后与进步，社会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社会形态上的西方与非西方，还有政治上的民主与威权，等等，形成了一整套二元论的叙事，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甚至提高到善与恶的层面，所谓“西方”的似乎就天然代表文明的、进步的、民主的，因此是善的，其他都是野蛮的、落后的、专制的，因此也是恶的，非西方的“他者”不仅如此，甚至也因此可以把它们给灭了，各种形式的改造、扫除、消灭。这个思想并不是文艺复兴更不是古希腊时候诞生的，但慢慢到了18-19世纪，随着启蒙时代而出现。启蒙思想起到的一个最大历史进步作用在于冲破神学，让人自己更有理性地面对世界和自己，使得现代国家、现代科学等得以发展起来，但启蒙思想在认识论上也留下了二元叙事、二元论的“遗产”，尽管实际上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本身也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路至少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乃至主导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认定世界是二元的、或者无序的，因此就只能是丛林法则、战争游戏，即使在经济上也认为市场就那么大、利润就那么多，你多我就少，你赢我就输，那剩下就是互相争夺，最后落到零和游戏。

当然，最早的启蒙思想也没意识到会这样应用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上，但是这种认识论的后果，就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客观上说，西方也在不断突破，西方人自己也在反省。二战以后、新世纪以来，有些反省的著作也很深刻。马克思是我们讲得出来的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西方体制和认识论、方法论的内在批判与超越。

而由于苏联的解体，西方世界又产生了一个幻觉，就是“历史终结”，觉得西方制度是唯一的选择，其他的早晚都会向他们靠拢，“没有别的选择”（撒切尔语），于是又强化了这种占据道德、道义制高点的叙事。甚至认定只能是西方秩序、西方规则、西方主导，尤其是美国主导。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

全球化之初，估计谁也没想到中国会如此发展。中国最初想参加WTO还挤不进去，被设置了那么多门槛，直到现在西方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没想到我们市场发展得这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反而他们尤其是美国又觉得“冤”了。

直到最近蓬佩奥在回应美国关闭我休斯顿领馆的时候，竟然还在说我们“偷了美国的工作”。当初美国对华打贸易战，说我们与它贸易不平衡，也与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韩国，还有欧盟都不平衡，一开始是乱咬一气。如果只是为了解决贸易不平衡，那我们坐下来谈，一轮不行两轮，但是它后来又指责我们“偷”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和技术、知识产权，还指责我们给予国企补贴，违背西方规则了，破坏西方秩序了，等等。美国总觉得在它本来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由于苏东解体、“历史终结”，它理所当然成为一超独霸，怎么中国反而不只是“搭便车”，现在还要提出自己的议题与主张，例如我们倡导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不能容忍我们发展起来，哪怕是和平发展；也不能允许我们参与新的世界秩序与规则的重建，哪怕我们主张互利合作共赢、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都不行，认为是我们在“破坏规则”。  

但是这种情况，既有启蒙运动以来认识论的二元思维定势，更有现实的因素、利益的因素，促使它形成“思维定势”，包括沿用冷战思维来处理中美之间的问题与分歧。美国近年来出现右翼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出现“特朗普现象”，支撑它们的社会基础，不只是启蒙运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传统二元思维的问题，更是经济利益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国际格局问题，说到底是要维护西方的世界秩序和继续当世界主宰问题，它们产生了这么一个抵制合作、抵制互利共赢的思潮与政策走势。

观察者网：在您来看，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改变西方这种现状？

黄平：改变现状需要多方努力。

第一是思维方式，西方思维是这两个半世纪以来形成的，不是简单的几次对话就能解决，也不是建几个语言方面的学校，出去演几出剧、推广推广中国武术或烹调之类的就能解决的，要真正把新的多元多维带进人们的思想，变成人们本身的一种新思维新理念，甚至变成政策背后的理论支撑，这确实需要时间、耐力、智慧、理论。

就此而论，我们应该加大真正的思想碰撞，也必须要有思想的中国、文化的中国、理论的中国，从思维方式上提倡并践行真正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现在毕竟21世纪才过20年，还有整整80年。如果21世纪能把这件事给改变了，在思维模式与话语叙事上走出黑白两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那就功莫大焉，这个意义上就真正继承启蒙又超越启蒙了，或者说是一次新的世纪启蒙。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与贡献不容忽视。而且，中国也不只是现代中国、当代中国，今天的中国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国传统，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与传统，其实我们这几千年来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在外交上新中国一成立就坚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所以，21世纪剩下的80年，如果东方与西方、西方与非西方按照互利共赢、文明互鉴的框架，既进行实质的思想碰撞，也互相在知识层面对等交流、取长补短，那会从认识论层面发生新的思想飞跃。

第二是事实。形势比人强，客观上21世纪已经越来越非西方化了。现在世界经济中，非西方比重已经明显上升、甚至越来越快，中国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但整个非西方发展起来了，西方人原来的傲慢、无知与偏见，因此成为过去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在事实层面已经越来越没有基础了，多出几个逆时俱退的人，想继续搞冷战，也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因为事实是，除了中国还有巴西，除了巴西还有印度，除了中巴印还有广大的亚非拉其他国家和地区，非西方世界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力量，多极、多元、多伙伴，正在成为事实，事实胜于雄辩，时间证明真理。

第三就是智慧。现成的事实摆在那里，不等于就能达成目标，材料都有了，还要取决于厨师会不会炒这盘菜。人们在既定条件下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的关键时刻也要靠关键人物的关键决策，背后是世界层面的眼光和智慧。首先是战略定力、底线思维，其次是长远的历史眼光、世界眼光，第三是危机管控机制和能力，处理矛盾和纠纷的主动性主动权，这样就不会为眼前这些层出不穷的甚至杂乱无章的突发事件打乱方寸和战略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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