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形成理论体系方能体现正当性与合理性

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1993年巴威尔来访，我去机场接他，坐的是一辆“面的”，那种车噪声很大，后面冒烟，门还关不严，路况很差。他坐在那样的车子里，却在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感叹地说“狮子正在醒过来”。在他眼中，200年前拿破仑关于中国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改革之初，我们刚进大学，全班96个人只有我有一辆自行车。当时在南方的家庭刚有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于光远带队去匈牙利，回来给我们做报告说，到本世纪末，大部分家庭就会有冰箱、彩电、洗衣机。我们都说这是画饼充饥。可从这往后，中国几乎十年一大变。所以如何看中国，应该是当代最有意思的事情。

总之，当我们考察的一个对象，它覆盖的空间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蕴含的普遍性就偏强。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十几亿人口。世界上除了中国和印度，一般大国也就几亿人。中国现在的富人数量应该等于日本总人口了。一些人总说中国经验只是一个例外，是偏离人类发展的主流。但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在这个道路上走，还能说只是一个个案、一个例外吗？

所有的普遍性都寓于个性之中。人的认识都来自经验，经验是归纳出来的。那么对中国经验的归纳，是不是可能不只是要解释中国，还要能对别人有所借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和不断完善，我们不打算强加给别人，但至少中国经验可以拿到世界上，和大家分享。

我们讲中国道路、中国学派，不能只是做中国研究，最终要形成理论体系。你的概念和方法不但能解释自己，还能解释世界其他的地方。这样，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在国际比较中全面认识我们走过的道路

从改革之初开始，我们就比较重视借鉴学习国外经验。比如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后来访问美国。当时我们比较重视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改革的经验，曾经多次派团考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当时我们还特别重视学习四小龙的经验。

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原来是学社会学的，曾经做过多年社会调查，研究发展问题，包括贫困、就业等。延安、井冈山及贵州许多少数民族的山区我都跑过。为了做比较，1995年我去过印度最偏僻、最贫穷的克拉拉邦。有意思的是，那个邦一直是共产党执政。

我们按照UNDP的人文发展指数，测量当地的发展质量。UNDP发展报告除GDP等指标外，还加了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也是他们最先提出的。按照UNDP的模型，克拉拉邦并不是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他们的人均寿命和社会平等程度都很高。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是在我们之后才去的那里。

用这个指标体系测量中国，虽然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发展质量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而且克拉拉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做法都是从中国学来的。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1978年是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之前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的国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才有条件一心一意搞建设。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最核心的就是实事求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先是拨乱反正、抓纲治国。1978年开始了全国性的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当时思想争论非常激烈，在学校里甚至两个同学可以因不同观点打起来。有学哲学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同意，那什么是实践的成果？一件事实践了5年没有成功，是不是就永远不会成功？坚持实事求是，哲学上没那么简单，实践上更难。

马克思和列宁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他们的现成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比如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时才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则是反过来，恰恰是生产力不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俄国走的是城市革命的道路，我们则是从农村革命开始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改革开放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讲，实事求是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的本质也是实事求是。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一个无产阶级弱小的基础上，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也是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当时邓小平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主要就是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从此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辛探索、包括付出的沉痛代价后得出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序幕。联产承包激发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手让基层老百姓在实践中探索发展的路子，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造力。那些年看农村真是一年一个样。

农村经济的搞活，激励了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这样又为进城的农民扩大了就业机会。所以小平同志曾经讲，农村从分田到农民工进城，是自己用脚走出来的。

改革开放要鼓励大胆创新，同时改革开放也有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在前30年基本奠定的，这40年的改革就是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要改革旧体制、创造新体制，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国有企业放权搞活，发展民营企业。但这一切都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把市场活力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宏观调控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人代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代会提出的以十年为单位的中期奋斗目标单位。回过头看，这些目标几乎都实现了。今天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这个体制的优势就在这里。

第三，改革的实施是“摸着石头过河”、稳中求进。重要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出台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这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在具体工作中的体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破除旧的计划体制，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对中国发展改革的历程，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提炼和总结，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前30年的艰苦探索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更为丰富。现实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观察分析。江泽民同志对改革经验的总结说了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墨守陈规，必须敏锐判断世界局势和国内经济社会的现状和趋势，注意分析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经济快速发展势头的持续、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又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广大群众反映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现在的博士毕业生如果没有上辈人的支持就买不起房、生不起孩子，这是当时没有想过的。又比如过去只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谁能想到要搞“蓝天保卫战”。而今天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以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问题。城市工业有污染，农村的污染更难治理，因为农药、化肥、洗衣液、塑料薄膜等污染源是高度分散的。这就是探索。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小平同志当年也说过，发展起来比不发展起来问题更多；但他也说过，一定要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不解决我们改革开放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