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克曼回答说：我们提倡的是“去风险”，不是说不能和中国做生意，而是应该评估风险。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冲突，供应链中断，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至于其他选择，东盟有十亿多人口，越南经济增长迅速，通过贸易协定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市场。我们正在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谈判贸易协定，还有我们和南美洲共同市场达成的协议。

另外，我们应该加强欧盟内部的统一市场建设。欧盟内部的贸易壁垒相当于40%-45%的关税。如果我们能消除掉一半的贸易壁垒，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德国产品的60%出口到欧盟国家，去中国的只有10%。我们应该改善欧盟内部的贸易竞争条件，而不应该因为和美国有贸易冲突而加深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种做法从长远看是不明智的。

无论上述判断是否完全符合中国方面的实际情况，这种以产业安全为出发点的对华经济风险评估思路，正在德国政策制定圈层中迅速扩散，并对欧盟未来可能采取的贸易防卫措施产生实质性影响。

当谈到中德关系时，福尔克曼说：默茨总理这次访华会为今后的中德关系定调。德国是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市场，也是中国高科技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国家。欧洲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对中国消化“过剩产能”非常重要。假如欧洲关闭市场，对中国经济短期内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很多欧洲智库认为，中国对欧洲出口的增长，会快于欧盟贸易防卫措施落实的速度。如果是这样，中国商品会充斥欧洲市场，我们的工业会受到严重威胁。所以我极力主张欧洲应该尽快启动贸易防卫措施。

在当前德国对华政策讨论中，这种将经贸合作、学术交流乃至媒体互动纳入国家安全评估框架的做法，反映出其政策逻辑正逐渐从传统的经济互补思路，转向一种更具安全化特征的风险治理思维。

这一表态在德国政界的对华讨论中并非个例。在德国及欧盟的政策辩论语境中，这种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数字治理逻辑，正逐步取代过去以市场开放为导向的对华技术合作思路，成为对华数字政策讨论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福尔克曼认为，德国关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的讨论也是不一致的。有些企业认为现在的状况很好，因为他们还有钱赚。另一些企业已经在大声呼吁实施贸易防卫措施，因为他们的生存基础正在遭到威胁。由于这些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造成政策上的不作为。福尔克曼认为，德国需要跳出当前政策困境，实施不同的对华政策。

默茨在去中国前，在斯图加特参加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回答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对他访华的疑问。默茨说：德国“需要与全世界保持商业联系，这当然也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但与此同时，他也提醒称，中国正在“按照自身规则主张塑造一种新的多边秩序”，而“我们所熟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一个新的、由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迅速形成”。在此背景下，默茨进一步为其访华作出解释称：“必须了解竞争者和对手，才能维护自身利益”。

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德国当前对华政策的核心逻辑，正在从过去“通过贸易促变”的合作导向，转向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通过贸易保安全”思维框架。德国政界和媒体现在非常关注默茨访华回来后，会在对华政策上作出什么调整和新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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