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化为何“上层有效、下层有限”

观察者网：台湾社会本身也有复杂性。殖民时期，一些地方士绅、家族势力、社会精英曾与日本殖民当局产生诸多利益往来，有不少人进入殖民机构工作，成为日据时期的技术官僚。但与此同时，大陆经历长期的战争，经济、社会遭严重破坏。当年国民党军队赴台接收时，有些社会精英看到其军容和接收阵仗，也产生了怀疑和心理落差。您如何看待这种复杂性，以及社会复杂的心态对接收过程的影响？

何卓恩：前面谈到的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报》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都有台湾士绅参与。当时参与运动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没有钱，很多活动是由士绅出钱支持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林献堂。林献堂后来也支持台湾文化协进会，支持祖国化，所以“祖国化”与“现代化”是光复之初很多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国民政府实际治理台湾时，问题就出现了。

在日本宣布投降到正式接收的七十天里，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来的人期待非常高。但期待越高，失望可能越大。当时，大陆已陷入国共武装冲突，国民党要把精兵强将要留在大陆作战，不可能把最精锐的部队派到台湾，只能派一些比较边缘的杂牌部队过去负责接收。

虽然日本殖民统治残暴，但在日常维持秩序方面，并非毫无章法，相比之下看起来井井有条、军容较为整齐。而当大陆这边国民政府军队和接收人员陆续赴台以后，台湾民众发现他们的形象和作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甚至还将一些陋习带到台湾，比如侵犯民众利益、占小便宜等等。

举个例子，过去台湾人和许多大陆农民一样不吃耕牛，因为牛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动力，老百姓非常爱惜；但大陆赴台的一些国民党官员要吃牛肉，于是有商贩偷偷杀牛卖给他们，这些行为就影响了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印象。再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的“二二八事件”，其导火索与烟草专卖、查缉私烟有关，这些政策也对台湾民众有很深的伤害。

这类事件就不再只是观念上“回归祖国”的问题，而是实质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台湾对大陆接收人员——具体而言是对国民党接收人员——印象迅速恶化，心理上出现了较大转弯。有一部分主张分离的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后来到日本活动的廖文毅，在“二二八”以前曾热烈参与祖国化运动，但受到国民政府接收失当和“二二八”政治冲突的刺激后，他转而走向分离主义。再加上日本、美国等外部力量在背后发挥作用，分离主义思潮就慢慢延续下来。

当然，最初分离主义力量并不大，在岛内基本没什么影响，主要是在海外活动。但是，台湾民众的心理确实从这一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大陆学者在台湾开展的文化重建和祖国化工作，有的很成功，有的不太理想，甚至比较失败。因为涉及到民众对不同文化内容的接受度。

整体上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国语运动。台湾普通话的普及很早，也较为成功。台湾大学的改造，以及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台湾大学的接收和重建，可以说是两批学人接力完成的。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目的主要是实用需要：一是开发台湾产业，二是服务日本向“南洋”扩张的殖民战略，所以学校专业设置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

负责接收台湾大学的第一位学人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生物学家罗宗洛，担任台湾大学代理校长，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转。

罗宗洛在接收时便指出，台湾大学不能只为开发台湾产业服务，还要成为中国研究学术的中心，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一样，成为中国真正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同时也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学术殿堂。

这个目标既有民族性，也有现代性。可惜罗宗洛与陈仪的关系不太好。陈仪原本想邀请自己的好友许寿裳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但国民政府教育部却派出了罗宗洛，双方之间就产生矛盾。再加上当时台湾实行与大陆不同的货币制度，教育部给学校的拨款是法币，要兑换成台币就需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配合，但陈仪方面对此拒不配合，最终导致罗宗洛彻底改造台大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罗宗洛

后来等到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才比较完整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把台湾大学真正改造成了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也使它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殿堂。

这是祖国化与现代化结合得比较好的例子。但另外有些工作做得不太好，尤其是国民党后来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很多台湾人把它当笑话看，并不在意。

反而是民间的一些思想文化活动，比较容易得到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配合。第一批赴台学人中，有些左翼知识分子宣传鲁迅，推动“进化、互助、为大众”的文化方针，实质上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只是没有直接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这些内容对台湾社会产生了影响，台湾本省知识分子也愿意吸收接受。

第二批赴台学人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也得到台湾本省精英的响应。比如发起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的知识分子与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精英结合，试图成立“中国民主党”。对此国民党很紧张。知识分子单独办刊物，它也许不太害怕，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知识分子一旦和台湾本土社会结合起来，国民党就感到了危机，迅速进行镇压，并借故将组党活跃分子、《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等人投入监狱，判处重刑。

此外，像新儒家在台湾也有很多弟子。总体上，台湾社会对于大陆赴台学人带来的民间思想资源，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儒家等五四以来从民间发展出的新思想，还是愿意接纳的，比较抵制的主要是官方主导的文化。

这就是“祖国化”和“现代化”出现落差的一个具体表现。有些方面结合得比较好，有些方面则结合得不好。而结合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官方打击民间思想。

后来，随着国民党推进本土化，也随着台湾社会发生世代交替，本土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吸收这些民间思想资源，并将其作为对抗国民党的武器，党外运动也由此兴起。

过去，单纯由大陆赴台知识分子宣传这些思想，国民党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可以轻易查禁刊物、封锁传播，甚至将核心人士投入监狱。但当台湾本土知识分子把这些思想拿来作为思想武器发动街头群众运动时，就产生了很难收拾的力量。党外运动兴起后，国民党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强势，开始由主动转入被动。

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如何汇入党外运动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大陆赴台知识分子，里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像胡适这样的一批教育人士，他们身上可能带有所谓“体制内”身份，但后期跟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另外您也谈到台湾本土知识群体以及文化认同，比如本土的左翼传统。记得今年4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南京中山陵的发言中提到蒋渭水跟孙中山的例子，以此说明两岸对革命、战争的共同记忆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蒋渭水曾经组建过台湾民众党，这算是早期本土左翼运动之一。但您认为光复后台湾左翼文化没有重建起来，这是为什么，能否展开讲讲？另外，像台共与左翼运动的关系如何，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外运动又是怎么兴起并吸收这些思想资源的？

何卓恩：我先从党外运动说起吧。党外运动主要利用了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自由主义，另一种是左翼思想。

前者主要来自胡适、殷海光以及《自由中国》的思想，党外运动的一些参与者把《自由中国》的相关文章编成文集，以此作为党外运动的“圣经”。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之一。但这种思想主要影响上层，难以直接动员下层。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文集，受众主要是读书人，普通工人、农民很难阅读理解，当时台湾的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程度也不是很高。

党外运动不仅要影响上层，也要动员基层民众。而要动员基层，就需要更多地依靠左翼思想。这些左翼思想不仅包括光复初期许寿裳等大陆赴台学人传播的思想，还可以追溯到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内部逐渐分化出来的左翼传统。

台湾文化协会在1921成立之初，有点类似于中国近代的维新派，主要通过和平方式争取权利。但在与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过程中，运动越来越激进。斗争越深入，话就要说得越坚决、越彻底，才能争取到群众。如果始终温温吞吞，民众就不会跟着走。所以，台湾文化协会后来就逐渐产生分化：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温和派被排斥到一边，以王敏川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力量逐渐走到前面。这有点像当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兴起后，就把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甩到后面。

此后民族运动又发生进一步分化，更激进的台湾共产党出现了。它从民族革命进一步走向工农革命，动员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不过，台湾共产主义和台湾共产党的思想来源也有两条线：一条来自中国大陆，特别是当时的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骨干参与创办上海大学，有一批台湾学生在那里学习，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早期骨干；另一条线则来自日本共产党，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日共也曾在当地发展力量。从民族运动走向工农运动、从民族革命走向工农革命，这个过程扩大了运动对普通民众的动员能力。

党外运动时期，为了动员基层民众，参与者重新发掘日据时期台湾本土民族运动和左翼运动的精神与历史。所以党外运动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第二批大陆赴台学人带来的自由主义，另一条腿是台湾本身在日据时期形成的激进革命思潮；自由主义为运动提供上层的思想方向，左翼思想则为其提供基层动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两相结合，党外运动便既有方向又有了力量，能够把民众动员到街头，国民党也就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压制。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反威权”如何与分离主义结合

何卓恩：党外运动本身不能被简单和“台独”划等号。党外精英组党时，决定党的名称叫“民主进步党”，没有把“台湾”两字放进去，他们建党初期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争取民主。

后来台湾慢慢形成两党政治，为了选举，民进党渐渐将国民党说成“外来政权”，把自己包装为“台湾的代表”，因为这样更容易争取选票。将“台独”写进党纲，是两党政治发展后出现的事情。当然在党外运动时期，“台独”意识已开始出现，只是未成主流。

党外运动中还有一条“中国民主运动”的线索。1960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准备成立的政党叫“中国民主党”，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其中一些骨干参与了1986年民进党的组建。最典型的是傅正，他曾是《自由中国》的少壮派，在刊物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后来跟雷震一起坐牢，出狱后参加党外运动，成为党外运动中的“大中国派”。他们认为，自己与国民党的矛盾是民主与独裁的矛盾，跟分离主义没有关系。

但是，党外运动中的一些少壮派、包括后来形成的“新潮流”力量，立场就不一样了。他们试图建构所谓“台湾民族”，用“台湾民族”对抗中华民族，这种倾向在当时已经出现，只是在初期并非党外运动的主流。

党外运动早期的领袖，比如黄信介、康宁祥等，他们的立场也分激进派和温和派。黄信介相对激进，康宁祥比较温和、且与蒋经国的关系也比较好。但即使是比较激进的人士，当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分离主张。  

到了少壮派登台，特别是后来“新潮流”系崛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他们在民进党成立初期没有掌握主要话语权，但经过几次内部变革后，“新潮流”系逐渐成为旗帜鲜明、能够引领民进党方向的一股势力，像赖清德就出自“新潮流”系。

因此，党外运动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反威权、争民主，但其中存在不同路线。民进党建党后为了选举动员和身份政治，分离主义逐渐得势，“大中国派”被排挤出去。

【未完待续】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