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被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但台湾光复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口号。

1945年10月25日，以陈仪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派驻人员到达台北、接收台湾；当天上午，台湾受降区受降典礼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举行，陈仪任受降主官。194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从国内法层面确认台湾同胞的中国国籍。

同时期，大陆学人渡海赴台，试图在台湾重建一个既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又吸纳现代文明成果的新秩序。这正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何卓恩教授在《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书中还原的历史场景：光复不只是主权移交，更是一场文化重建。

但这场文化重建实验很快遭遇现实的磨损。光复在操作层面被简化为“接收”，日本殖民五十年埋下的皇民化遗毒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国民党政权的保守性与封建性和台湾社会的现代诉求形成内在冲突，国共内战、国际冷战又在台湾埋下“反共”伏笔。赴台学人面对的不仅是文化断层，更是一套变形的政治社会结构。

思想领域也发生了深刻裂变。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初与国民党维持着合作中的批评关系，最终在威权压制下走向决裂；党外运动在台湾政治转型前主导了社会舆论，动员了基层民众，但最终在岛内两党政治塑造中被分裂主义彻底篡改底色。国民党在自身“合法性”危机中逐步本土化转型，但分肥政治、代际冲突，将祖国化扭曲为“党国化”，排挤现代化，最后在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下失据连连。两者看似对立，实则一体两面，都是为了“小我”，牺牲台湾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我”。

未竟的文化重建、被扭曲的政治转型，冷战格局下的国际变量……共同构成了今天理解两岸问题的历史纵深。何卓恩教授在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梳理了台湾从光复到转型前夕的脉络，分析当年对台接收工作的功与过、重建工作中的现实困境，以及这段历史对当下的启示。

历史并未远去，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今天的争论之中。

本文为上篇，要点提示：

· 两批赴台学人：处境不同，但都想在台湾做事

· “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个连接过去，一个连接未来

· 台湾社会对回归祖国有期待，但现实有落差

· 祖国化为何“上层有效、下层有限”

·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反威权”如何与分离主义结合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今为中山堂)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两批赴台学人：处境不同，但都想在台湾做事

观察者网：何老师，您好。您在《祖国化与现代化》这本书中重点讨论了台湾光复后赴台的大陆学人，这些人无论是承担接收、光复任务，还是抱着文化重建的理想前往台湾，抵达后都发现实际情况比想象中复杂。再加上，中国内部政局的变化，他们面临的局势也越来越复杂。您在研究过程中，如何看待这些学人身上的主动性、局限性，以及时代之下的不可抗力？

何卓恩：说实话，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预先想这么多，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他们的处境有了更直接的观察和体会。

当时有些人是主动赴台，有些人是被动赴台；到了台湾以后，有些工作在他们原本的计划之中，有些则在想象之外。至于他们对台湾社会的文化重建做出了什么贡献，需要放到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来看。

一般人在谈论台湾光复时，讲得比较多的是政治上的光复，似乎宣布台湾回归中国，事情就完成了，但事实上一个被殖民统治几代人的地区，重新回归祖国，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化进行过系统性的强行摧残和打击，台湾当地的语言、信仰、认知体系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这涉及台湾如何重新接续祖国大陆文化的问题。换言之，除了政治光复以外，还有文化光复的问题。

基于这个考虑，我们自20年前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题目是“大陆赴台学人与光复后的台湾文化建设”，其显性主体是大陆赴台学人的工作。当然，实际上参与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还有其他很多主体，比如官员、台湾本土的学人、知识分子、士绅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也体现了“两岸一家亲”。我们主要关注大陆赴台学人怎样关怀台湾社会，怎样让从日本手中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社会重新连接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发展。

第一批赴台学人中有很多是被延聘的，受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赴台，比如黎烈文、许寿裳等人就都是陈仪亲自聘请的。

黎烈文原来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到台湾以后，主要负责光复后最重要的官方报纸《台湾新生报》。许寿裳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陈仪的好友，陈仪原本想请他去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但没有办成，后来便请他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这也是当时专门设立的一个机构。

这些人是受到接收当局邀请赴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许是被动的，并非一开始就主动要求去台湾。但他们回应了邀请，知道自己是去做什么的，有个人的抱负和责任。还有一些人是在官方招聘时主动应聘赴台。他们觉得自己在台湾可以有发展空间，于是就过去了，比如版画家黄荣灿等。

第二批学人的情形很不一样，主要是1949年前后赴台的。他们中的多数是主动去的，在国共内战中出于各种考虑跑到台湾，有些人是先到香港，再从香港去台湾，比如胡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但也有一些是受官方委派，比如傅斯年赴台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就是由蒋介石亲自安排的。

所以，不论主动还是被动，这些人到了台湾以后都想做事。即使是逃难过去，也要设法把局面收拾起来，先在台湾立足；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还要为所谓的“反攻大陆”作准备。无论如何，他们首先要立足台湾。

从台湾文化重建的角度来说，不管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赴台学人，他们主观上都有做事的追求，也都产生了把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重新连结起来的实际效果。否则，后来也不会有“保钓”等政治运动。过去在特殊历史时期，有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曾由台湾学者代表中国参与。

两批人赴台时的处境不一样，但都为台湾的文化光复和文化重建做了切切实实的工作。但为什么书里面只写到这两批人？主要是因为第一批学人很多已经不在了，有些在“二二八”等政治变故中被杀害或遭禁制，有些转向纯学术领域，还有一些人则回到大陆。第二批人学人在1970年代也逐渐老去。两岸长期隔绝，后来也就不再有同样意义上的大陆赴台学人群体了。所以，我这本书主要是从1945年写到1970年前后。

“祖国化”与“现代化”：一个连接过去，一个连接未来

观察者网：您把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核心追求概括为“祖国化”与“现代化”。在当时的台湾地区，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张力？大陆赴台学人到了台湾以后，是否意识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想象有所不同？

何卓恩：其实“祖国化”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做这个项目时就已经预先设定的框架。最初没有这个标题，是在研究完成、准备出版时，才概括出这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它不是我们事先拿来框材料的概念，而是研究完成以后从历史材料中提炼出来的。

当时台湾文化重建的精神内核，一方面是回归祖国、接续传统，重新建立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传统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要有现代意识，追求现代生活、面向未来。一个是与过去连接，一个是与未来连接。

而且，“现代化”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需要融入“祖国化”的过程。这里面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祖国大陆文化本身在不断现代化。台湾被日本殖民的五十年间，祖国大陆文化发展并没有停滞。自戊戌变法起，中国人就在追求科学、理性、民主、自由。严复所说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实际上就是科学与民主的问题。梁启超等人撰写的文章里，也有丰富的民主、科学思想。只是当时没有像民初新文化运动那样，明确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且以这些新价值为中心鼓动风潮而已。

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些观念逐渐成为祖国文化中的重要潮流。因此，台湾要重新连接的祖国文化，不只是传统的孔孟之道，其本身也包含民主、科学等现代内涵。

其次，日据时期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同样包含“民族化”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当时还不能公开叫“祖国化”，更多被称为民族运动，强调维护汉民族的独立性，拒绝被同化到所谓的“大和民族”。

无论观察祖国大陆的文化发展，还是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文化追求，都能发现这两方面的共同性：既有民族化问题，也有现代化问题。

我们之所以使用“祖国化”这个词，是因为光复初期台湾报刊上经常这样写，那时“祖国”这个词用得非常多。台湾被日本殖民半个世纪以后回到中国，当然有“祖国化”的要求；这不仅是大陆同胞的期待，也是当时许多台湾同胞自己的期待。

台湾社会对回归祖国有期待，但现实有落差

何卓恩：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时间，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

前期是从1895年到1915年前后，大约二十年。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是武装斗争，台湾民众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行动，甚至还成立过“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的设想，是在清政府放弃台湾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先自己组织起来，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再回到中国，根本不是今天台湾一些人所错误解释的“台湾独立”。

中期大致是从1915年前后到1937年前。这个时期，台湾士绅、新式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主要从事民族政治运动。此前的武装反抗已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很难继续下去，于是一批读书人开始用“文斗”的方式，利用日本法律留下的缝隙和有限空间开展民族运动。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运动便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台湾士绅和东京留学生是运动骨干，他们要求在台湾设立独立的民选议会，强调这个议会不同于日本本土地方议会，并希望通过议会立法，压缩台湾总督府的权力，使其更多只是承担执行台湾议会法案的职能。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持续了十几年，参与者每年都去日本帝国议会请愿，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其表达的核心要求非常清楚：台湾的汉民族拒绝日本化，维护自身的民族主体性。

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协会经过几次演变，从温和走向激进，再从激进走向更加激进，像台湾共产党的一些力量也由此发展出来。

台湾文化协会是当地政治文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组织，实际上具有某种政党性质。他们还创办了《台湾民报》，开展文化启蒙，推动新文化和白话文运动，希望与“祖家”（也就是祖国）的文化运动保持同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本殖民统治进入后期。台湾有不少民族运动骨干、激进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渡海来到大陆参加抗战。有些人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有些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过去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在福建一带参加抗战的台湾义勇队等力量，还有一部分人前往东北等地参加抗日斗争。他们希望通过整个中国抗战事业的胜利，最终让台湾回归祖国；只有先争取全中国抗战的成功，台湾才有可能得到解放。

从殖民统治的前期、中期到后期，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和主流社会始终有这样的追求。因此，台湾光复以后，自然也会有同样的期待。

观察这种期待，有一个时间差很值得注意：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国民政府到10月25日才正式接收台湾，中间大约相隔七十天。这七十天里，台湾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当时，国民政府命令台湾总督府在中国方面接收之前负责维持秩序，但日本殖民当局事实上很难做到。殖民时期警察对台湾民众非常残暴，日本投降后，警察出现在街头，经常遭到民众攻击，很多日本警察整天躲在屋内不敢出来。台湾民众自发维持秩序，自发组织学习国语和三民主义，热心做迎接祖国政府的准备。

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社会中有怀念日本殖民时代、“去中国化”等现象，但这和当时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有所不同。当时台湾同胞真心实意急切希望回归祖国。

国民政府接收后，台湾本土精英很快成立了台湾文化协进会。前面提到日据时期成立的组织叫台湾文化协会，光复后成立的则叫台湾文化协进会，只多了一个“进”字。这个组织同样汇集了许多台湾精英人士，还创办了《台湾文化》杂志。

他们认为，台湾回归后的重建首先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首先要回到祖国文化的范畴；语言、文字、美术、文学、风俗习惯等等，都要与祖国文化合流，与整个民族保持一致。换言之，要清除日本殖民者强加给台湾社会的异族文化和“皇民化”遗毒，把被日本殖民统治强行切断的祖国文化脉络重新接续起来。这是台湾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

对“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如此。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报》，和大陆新文化运动一样鼓吹白话文运动、女性解放和工农运动，他们也在追求进步、追求现代化。光复初期，台湾文化协进会会长游弥坚在《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一期发表文章《文协的使命》，相当于发刊词，也提出新世界需要新文化，要用新文化培养新观念，再用新观念创造新世界。经历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对新文化的需求自然“格外的大，格外的深切”。

他们提出的“新文化”包含三个方面：“科学的新文化”、“民主的新文化”和“三民主义的新文化”。三民主义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官方话语，而民主、科学则是祖国大陆几十年来发展出的新文化精髓。

所以不能忽略的一个关键是，光复初期台湾同胞自身的要求，就是既要祖国化，也要现代化。

《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一期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台湾民报》提倡科学、民主、新文学等，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追随五四以来的思想脉络？

何卓恩：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确实受到五四影响。

台湾新文学运动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北京，台湾当时有一些学生到北京读书，他们见过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受到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因此台湾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有很多精神资源来自祖国大陆。另一个来源是东京，东京的台湾学生受日本文学界进步思潮的影响，日本社会也经历了从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转变的过程。

当时台湾社会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女性解放和工农运动等，受到上述两方面影响。凡是有利于推动台湾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资源，他们都会吸收；就像今天一样，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有益，就可以吸收。但在民族性方面，是不打折扣的；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不愿意与日本的民族文化融合，抗拒“皇民化”，反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文化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