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

结构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结构决定行动，并且往往构成了行动的主流意义。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强调，理解社会行动的关键在于把握行动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而意义是‌集体的、动态的、情境性的‌，是社会成员通过日常互动、符号交流和文化传承共同构建的“共享现实”。

三层结构之变，掏空了农村年味的核心内涵，使人觉得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了，过去过年的那些“共享现实”是对过往生活的美好记忆，一旦丧失，就构成了浓浓的乡愁，表达出来就是一种悲情挽歌。这种悲情挽歌是对旧结构决定的行动意义的怀恋，但是注定已经回不去了，因为新结构已经生产出了新的行动意义。

还是先说家庭结构与意义。

在家庭城镇化进程中，前半程的重心仍然在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劳动力配置结构表现为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在村务农并带孙代。农村的家仍然是全家人的根据地。过年时，年轻人自然会千里迢迢奔赴老家与父母、孩子团聚，全家聚在一起欢度春节，在家人团圆的意义之上，还有对农村老家的认同与维系意义。

但是进入后半程后，家庭的重心开始向城市倾斜，代际分工也以务工为主，举全家之力为子代在城里买房安家，孙代也进城读书，有的是由妈妈陪读、爷爷奶奶留守农村，有的是让奶奶进城陪伴、只剩爷爷一人在村。农村的老家不再是全家的根据地，城市的家成了全家的重心所在。也正因此，许多人将父母接到城市过年，既实现血亲团圆的意义，也体现对新家的认同与支持。即便回村过年，其意义也渐渐缩为追思祖先。

再说亲戚结构与意义。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渐成常态。从全国调查来看，不乏“同乡同业”“同家同业”的现象——如湖北钟祥石牌的豆腐、福建沙县的小吃、江西抚州的小白菜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即便没有这类品牌效应，父子两代、兄弟姐妹所建构的亲戚关系，仍然是相互介绍工作、集体行动、相互照应的重要资源，由此容易形成“亲戚共同体”。过年时的亲戚往来，除了维系血缘姻亲关系，还具有巩固谋生共同体的意义。

但几十年过去，原来的亲戚共同体正在解体。原因是，在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中，兄弟姐妹各自抓住了不同的谋生机会，出现了职业分化。谋生的共同体一旦瓦解，隔行如隔山，亲戚间的共同话题也就越来越少。兄弟姐妹还可以多聊几句，表亲之间可聊的就少了。于是，走亲戚渐渐只剩下形式：只是为了表明“我们还是亲戚”。

最后说村社结构与意义。

村社一般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在很长时期内，它是全体村民生活与生产的共同体。即便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初期，村社依然保留着情感共同体的底色。外出者返乡过年，仍是社会交往、面子竞争、情感交流等的重要节点。

但经过数十年变迁，外出者的生产生活单位，早已从村社转移到城市的工厂车间、办公室、企事业单位。他们对村社的情感也越来越淡，他们返乡过年，只剩下了一解乡愁的意义。

1997年2月3日，在河南郏县西安良村的一户农家小院内，村农民剧团正为村民进行春节期间的首场演出，通过演出拜年。 图源：新华社

不过，也应看到村社的复杂性，特别是华南宗族地区，一个村社甚至几个行政村构成一个大宗族，宗族依然具有较强的团结功能。因此，对于华南外出者而言，村社依然承载着社会交往、面子竞争、情感交流等传统意义。这也正是华南农村过年仍保留游神、集体祭祖等公共活动的原因。

结构决定行动，其中的逻辑在于结构赋予行动以意义，一旦结构发生变化，意义也就发生变化，原来的行动肯定要发生异化。在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当前的家庭结构、亲戚结构与村社结构都正在发生质变，使得农村过年的意义也在经历根本性重构，最终导致人们在农村过年的行动空间不断收缩。从总体感知而言，便是年味不断变淡，越来越让人觉得“没啥意思了”。

变局

农村年味变淡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任其发展，这种淡化趋势可能还将持续。这是多层结构及其意义变迁所共同决定的。对其唱起悲歌，既无法阻挡年味变淡的进程，也不可能让往日的浓味回归。

当前更为重要的，是从已然变化的结构出发，主动帮助各类主体建构出新的意义，对年味进行重新定义与发展，让留守乡村的村民与进城定居者都能找到新的参与方式，度过富有意义的春节，从而填补传统年味变淡留下的意义空白，丰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已能看到一些顺应大变局的积极探索。

近年来，国家从宏观层面不断动员游子返乡过年，倡导让家庭团圆、过好中国年，继续发挥家庭在养老、团结、互助等方面的治理功能。这很重要，需要持续推动。但也应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子将不再返乡过年；即便返乡，也越来越少走亲戚、与村民互动。

因此，国家和社会也需要将更多注意力转向留守村民——他们才是村社的真正主体。应从村社内部入手，组织他们过好新年。例如，正月初二城居者返城之后，可以组织留守村民开展一些春节活动，如包饺子、唱大戏、跳秧歌舞等；也可组织村民相互拜年，特别是组织党员志愿者给高龄村民拜年。从多个层面为留守村民制造年味，让他们同样获得过年的实质意义。

在农村组织过年，还需要具备超越村社时空的思维。

2026年1月11日，重庆合川网友“呆呆”在网上摇网友来按猪，结果聚集了上千网友，连续办了好几天的“刨猪宴”。

在现代交通和网络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当下，时空被极大压缩；加之长期网购、在线办公等交流方式的普及，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常态化，心理距离日渐缩短，相互信任度不断增强。大家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也可视作“陌生的熟人”。在这种交往结构下，村社完全可以借鉴“呆呆”的“刨猪宴”经验，挖掘本地民俗年俗，尝试以多种方式吸引全国各地的陌生人下乡进村过年，既为这些陌生人提供乡村年味体验，也为村社内部主体增添过年的氛围。

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引起注意，就是如何营造城市过年的意义。

随着时间推移，城乡代际分工模式将逐步向单一的城市务工模式转变——主要是农村老年人离世后，外出进城务工者大多会选择在务工地过年。这已不是稀见现象。我近年在江苏、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调研发现，当地务工者大多就地过年。今年，笔者也有亲友在广东过年。在市县层面，还有不少城居者将农村的父母亲戚接进城市过年。也就是说，春节期间，城市不再是空城，而是将有越来越多的各类主体留下过年，他们同样需要过一个有意义的年。

从常规策略来看，可以延长博物馆、科技馆、动物园、植物园、公园等免费公共空间的开放时间；可以完善配套餐饮服务——我今年跑了几个城市，发现中午晚上各用餐点都挤得满满的，找地方吃饭颇为困难；可以结合各地历史特色开展民俗活动，如南方的游神；还可以在来自同一地方的务工者聚集地，组织“母地”民俗文化活动，等等。

2026年2月19日，小朋友在江苏省海安市花海里花木市场文创基地挑选非遗彩灯。 图源：新华社

此外，随着生活富裕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旅游。我今年也想外出转转，在网上搜索发现各大旅游景点人潮汹涌，好不容易抢到一个景点门票，驱车七八百里，还在附近城市住了一夜，结果第二天因景区超员而无法进入。这也提示我们，需要从各方面统筹协调，切实提升春节旅游服务水平。

结语

中国人是一定要过中国年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过年具有近乎宗教般的意义——在过年的仪式中，人们得以体悟家庭圆满、亲友和睦、社会和谐，也由此感知四季的轮回与生命的演替。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来看，过好中国年，需要顺应一个基本现实：当下中国正处于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的巨变时代。

“乡土中国”“城乡中国”与“城市中国”这三个词，可以用来勾勒城乡关系的演变脉络。如果将乡土中国视为1.0版的城乡关系，那么城乡中国便是2.0版，而城市中国则代表着3.0版的城乡关系。当城乡关系最终迈入3.0版时，中国将基本完成城镇化——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过年也将主要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们正处于城乡关系的2.0版。城镇化尚未完成，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着多重关联因素，家庭结构、亲戚结构、村社结构正是维系城乡关联的重要媒介。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城乡中国的暂态性，以及其向城市中国过渡的演进趋势。只有基于这一判断来思考如何过好中国年，才可能创造性地建构出过年的新方式。

当然，如何过好年，归根结底是每个个体与家庭的事。但若完全依靠社会自行运转，也可能出现一些不良现象。因此，仍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上加以引领，也需要基层治理主体不断提升转化落实的能力，让过好中国年在结构变迁中依然可感、可行、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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