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干旱风险的结构之变

经历过灾害年代的人对粮食会有特殊的感情，看到高温干旱就会担忧。对于干旱灾害，在全国影响甚重并最为切近的，应该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至于全国局部地区的干旱灾害则更多。

如山东，进入近现代后，旱灾依然频繁，1949年至1998年的50年间，共发生了48次旱灾，几乎每年都有旱情发生。其中，2002年的夏秋之交，山东遭遇了一场百年大旱，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全省的受灾面积达到了惊人的4775万亩，其中重旱面积达到1465万亩。鲁西北、鲁中和鲁西南等地，人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再比如河南，历史上严重的旱灾几乎都没放过河南。如明朝崇祯年间1637～1643年的河南特大旱灾，被看作500年（截至当时）来最严重的一次；由于旱灾，河南各地百姓起义不断，最终促使明朝灭亡。进入近现代以来，最为著名的就是1942年河南大旱灾，导致大饥荒，饿死了300万人。

由此可见，在华北地区，干旱历史惨象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6月10至12日河南省机播气象等级预报（图/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

但是，时至今日，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次的高温旱灾，因为我国应对干旱风险的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城乡关系结构之变。

在传统时期，只有统治阶级和少量的工商业者住在城镇，约占总人口的1%-5%。到改革开放初期，生活在城镇的人口也不足20%。但是2023年底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超过66%。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已经从乡土中国发展为城乡中国，正在向城市中国转变。这种城乡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我国人群的收入结构。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分田到户时，一家老小七八口人，绝大部分的收入均来自于户均不足十亩的土地，一场旱灾对全家生计会是一种致命打击。而当下，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进城务工居住生活，农村留给了老年人，家庭劳动力分配呈现半工半耕结构，家庭收入呈现务工收入加务农收入的结构，并且以务工收入为主、务农收入为辅。

所以，当前一场旱灾，对农村家庭的影响并不会是致命的。即使出现严重灾难，在家庭内部也可“以工补农”，或者只是减少以农补工的资源流动。对于那些中坚农民，可能影响大一些，但是他们也并不是像过去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也可以流动到全国各地去务工。农业经营者对农业弱质性和强风险性应该有更强的预期和抵抗力。

二是水利体系结构之变。

都江堰、郑国渠、大运河等是历史上颇负盛名的人造水利工程。然而，那时候再伟大的水利工程，也仅可造福一方。如郑国渠长150公里，可灌溉18万公顷；都江堰可灌溉7市40余县区的1130万余亩土地；就是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江河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也只能灌溉河北、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河地区。

在几千年水利建设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在增强水利工程建设：红旗渠、丹江口水库、葛洲坝、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工程等。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家还规划在2020年前建设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各地水利设施也在不断建设中，如山东至今为止有5700座人工蓄水湖，北方省份排名第一、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水资源丰富的湖北省和江西省。

可以说，当前已经基本建成了覆盖全国的水利体系结构。只要不是全国性重特大干旱，水资源可以在省际之间高速流动分配。

三是粮食结构之变。

首先是粮食数量变化。有数据显示，1949年人均粮食208.9公斤；1978年人均粮食316.7公斤；2023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93公斤，远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

其次是粮食耕种结构变化。以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将土地分为好坏或肥瘦两三类地。近些年，经过不断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了10亿亩高标准农田。到2022年，仅河南省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330万亩，实现了田、土、水、路、林、电、技、管、气象综合配套，确保了高效节水灌溉全覆盖。高标准农田不仅节水功能强，而且提质增产的功能也更好。

再次是粮食流通结构变化。现在粮食市场已经是全国市场的重要部分，当市场价格过低时，国家还有保护收购价。粮食在国内流通比较畅达，一地缺粮，其他地方可以朝发夕至。另外，国家储备粮食充足，2019年公布的数字是9.1亿吨，可以供全国人民食用一年以上。

还有粮食增产结构变化。以前主要是靠增加种植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当下国家提出了不仅要藏粮于地，还要藏粮于技，现代技术的增产功能也越来越重要。

城乡关系结构、水利体系结构与粮食结构等都与粮食生产有关，也与应对高温干旱风险有关。总体而言，这些结构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对冲干旱灾害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