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贺海波】

近期，网络热议中部某省会城市计划将环线100公里长的绕城生态公园进行复耕复垦，打造成10万亩良田。

网民算了笔成本收益账：建成公园花了341亿，10万亩水稻一年能赚7700万，要442.8年才能收回公园成本。经济账一算，让人很生气：怎么会做如此亏本买卖，做如此“反智”的事情？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笔者长期在基层调研，近三、四年经常听到基层干部抱怨“非农化非粮化整治”，为保18亿亩耕地红线，基层上演了一幕幕让人颇感魔幻的现实剧。

违背常识的整治

近期，笔者调查了国内南北多地的情况，了解到今年各地都有土地平衡、非粮化整治的任务。

比如北方S省的一个社区（相当于乡镇下派的片区或管理区），共辖12个村，总人口7000人，今年整治非粮化任务是200余亩，其中村民栽种杨树的田地占70%，其余是池塘地、石头地。南方J省的一个山区乡镇，现有25000多亩地，今年3月底国土部门下达灾毁地补充任务390余亩，要求5月5号全部种上早稻，完成整治任务。中部A省一个农业平原乡镇，田地密集，抛荒地很少，现在图班瞄准河滩，给乡镇分派整治任务。

三个地方的基层干部都觉得有困难。S省的一位社区书记说，让农民杀树还田，农民不理解，乡村干部有时还要请农民吃饭，给农民送礼。J省的一位乡长说，田整治好了，农民不愿意种，最大的困难是让谁来种地。A省的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河滩地本来很适合养鹅，现在整治过来种地根本没有什么收成。

为什么从整治、耕种到收益都成了问题？主要是违背了“三农”生产的一些基本常识。

首先是违背了自然条件的常识。

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主粮生产要依靠自然环境条件。水土路条件居于首位。最先被农民弃耕的土地，肯定是那些缺水或经常遭水淹、土壤贫瘠和没有机耕道通达的农田。

2022年在中部H省一个村调研时，村支部书记说，山顶上有一块地被卫星拍到了，原来耕种的农民早已搬迁下山，抛荒多年，要水没水，要路没路，开垦过来，也不会有任何收益，但是现在要限期整改。

还有一些地在河滩上，有的甚至就在小水塘里，泥深很难种植，并且稍有下雨就遭水淹，根本没啥收益。在违背自然条件下，将这些地整治成高标准建设农田，能成功吗？

其次，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

成本与产出的比较收益是现代社会遵从的基本理性常识。但是在非粮化整治中，根本不算经济账，只算占补平衡账。因此，要让农民将未成年的杨树杀了改种主粮，要让承包户将几百亩的葡萄、猕猴桃、黄桃等经济作物拔掉改种主粮，要乡村干部花“巨款”将荒地改种主粮……这些都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基层干部和农民能理解吗？

最后，违背了农民的生活常识。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不断加速，在很多乡村，基本上看不到80后、90后种地了，他们都已经融入到工业经济和城市社会之中。在绝大部分农民的生活常识中，种地务农收入只能是务工收入的补充形式，养不活人，只够养老，所以要将不好耕种、无力耕种或不愿耕种的农田种上树，隔三五年收获一次，是生活常识的安排而不仅是生产需要的安排。

重要的是，农民的家庭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已经日益从农村脱域，现在让他们杀树还耕、重新返乡种地，就要重新配置家庭劳动力与生活空间，破坏了他们逐渐形成的务农与务工互补的最佳经济收益结构、城市与乡村相结合的美好生活方式。

或说直白点，回去耕种几亩整治过来的薄田，有的还是劣质田，有多少收入可言？衣食住行样样花钱，天灾疫情没有定数，靠几亩田如何让生活安稳度过风险？

谁来耕种

因此，全国多地基层干部都反映，很少有农民愿意耕种这些整治过来的土地，就不是一件怪事。但是，乡村干部不能不完成政治任务，于是只好另辟蹊径，大致找到两种解决办法。

最主要的办法是请大户耕种。

J省的一个山区乡镇，共有25000亩土地，小农户种点口粮田约占20%，大户种了其中的80%以上的土地。其实大户也不愿意耕种这些条件差、风险大、收益低的“新造地”。但是，一方面，乡村干部不断给他们说好话，请他们帮助完成政治任务；另一方面，从政策上给他们一些补贴，如29元/亩的耕种补贴、50元/亩的早稻补贴、36.9元/亩的稻谷收割补贴等，耕种下来，保证不亏本，靠量大或许还能有些收益。如此他们才勉强答应帮助复耕。

S省的一个村，刚杀完杨树的农民也不情愿种，村干部就动员村民将地以50元/亩的价格流转给大户种。先流转1-2年，将地养熟了，再说。

找不到大户来耕种，实在没有办法，乡村干部就只好自己下地，被逼成了种粮大户。

乡村干部耕种，都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耕种打药下肥等程序都是请人工机械完成，自己主要做些零散的管理工作。J省的一位驻村干部说，一季早稻种下来，乡镇的包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共同承包的10余亩水稻田，每亩收益是一袋谷子，大家分了一点算是没有白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