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政府不仅扩大了越南战争的规模，上马“伟大社会计划”，同时还拒绝增加税收为它们融资。1960～1965年间，美国国防开支的年平均增加额仅有1.5%，美国政府预算开支总额的年平均增加额仅有5.1%。等约翰逊扩大越战规模和推动“伟大社会计划”之后，美国国防支出的年平均增加额变成18.9%，非国防支出的年平均增加额为13.0%。在约翰逊执政期间，新立法和国防支出的决策根本不与预算准备工作进行协调，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防决策根本不通报给约翰逊的经济顾问。越战让国防支出迅速增加。

林登·约翰逊总统（资料图）

在战争期间，约翰逊又极力避免放弃自己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计划”。同时追求“大炮加黄油”（guns-and-butter）必然要面临一些障碍，而约翰逊选择尽量无视或者否决这些障碍。由于这些障碍在财政和预算的政策过程中显示得最明显，约翰逊在执政后期索性选择绕开这些政策过程。①这种没有限度的政府支出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极大地打击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这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因素。

在里根政府时期，联邦预算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国防。里根认为，如果退出任何国防政策已经确立的发展目标，都将给苏联发出错误信号。即便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国防支出每年平均也高达3900亿美元（以2000财政年度的美元计算），而卡特执政时期平均只有2640亿美元。这个国防开支水平仅次于1952～1953财年的朝鲜战争预算和1968～1969财年的越南战争预算。

不仅如此，国防支出如此大幅度的增加又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同时出台。政府平均支出占GDP的比率从从卡特政府期间的21.2%提高到里根第一届政府期间的22.9%。与此同时，税收则从18.8%减少到17.9%，这两者加在一起导致了相当于2.6%GDP的联邦债务。

里根却认为“我们面对的赤字既不是来自国防……也不是来自减税。事实上，我们的赤字来自于对国内支出预算失去了控制”。他在两个任期内大力削减社会支出，把社会支出总额占GDP的比率从13.7%降到12%。然而，由于国会的抵制，这些努力未达到他的预期效果。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采取“里根经济学”导致联邦债务的急骤增长。

在小布什政府期间，通过紧急事态审核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海外军事行动筹集资金已经变成常规做法。据估算，在2002和2005这两个财政年度之间，追加支出额每年平均达1200亿美元，而1975年至2001年财政年度期间，这个数字仅为140亿美元。

“彻底改变‘先税收再支出’的自由派立场一直是新政以来共和党的目标。在小布什时代，共和党总统和国会合作实现了减税这前一半使命，但是与此同时又不得不出于政党政治的原因，在扭转后冷战时期国防开支缩减趋势的同时又扩大国内社会支出”。

布什与里根的区别在于他在社会支出问题上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尽管他们二人都信奉自由市场、低税收以及政府少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布什推行的很多社会项目如《有教无类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药品处方权（prescriptiondrug entitlement）以及失败了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等的目标也都是增加个人选择权或者提高个人与私有部门订立契约的能力。③在很多领域追求政策自主权大大提高了美国的政府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其结果是迅速增加的联邦债务。

尽管奥巴马政府缩小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规模，但是他大大增加了在阿富汗地面部队的数量。结果，美国政府在2010和2011两个财年里的战争总支出依然是1710亿美元，仍高于2007财政年度的水平，而仅次于2008财政年度的1850亿美元，是2001年9.11以来的最高水平。④与此同时，奥巴马推出了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Reinvestment Act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算，这个一揽子计划将在2009～2019年间给美国政府造成787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

此外，奥巴马政府把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减税政策又延长了2年。2010年签署的858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几乎让每个美国家庭在2011年1月1日没有增加纳税。当然，8580亿美元不仅仅代表减税，它也给那些经济严重受挫的州的失业工人提供了直到2011年底的99周失业救济的保障，同时也为2011年企业和消费者支出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包括把社会保障税降低了2%，这让工人增加了2136美元的可支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