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也被称为“里根主义”。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中，美国处境并不十分有利，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有学者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维护权力、捍卫霸权。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以实力求和平”的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不排除白宫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华竞争理论，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塑模”作用。

而中美关系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步入两国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阶段。如果将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过程比作一个360度的“圆”，那么前半个180度的“圆”在2018年底就差不多划定了，也即美国朝野、府学各界基本形成必须调整对华战略的共识。但是对于后半个180度的“圆”怎么划，也即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对华新战略才是有效的，则一度缺乏共识，有主张“聪明竞争”、在加强遏制的同时保持必要接触和合作的呼声，也有主张不惜一战全力打压中国的叫嚣。2019年以来美政治动员的趋势是，推动形成更加明确的与中国竞争的“全社会共识”。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碰撞明显加快了这个进程，目前的状态恐怕还不是最低谷。

美方加大与中国的竞争

中美矛盾如今成为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推动的，试图挑起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的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近来美政府当局的涉华话语更是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和对立起来，挑衅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战略方针”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将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关系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对抗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

二是舆论战。今年以来，美国对华较量的重点出现从贸易战转向舆论战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他领域的竞争。

贸易战恶化的势头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基本得到控制，科技战则难以速战速决。在安全领域，美军方目前的主流想法是保持足够威慑，而非主动进攻。而在舆论战方面，美方经验丰富，有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传统影响力。而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和舆论场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通达度一直不够充分。

打舆论战需要设计一个简单清晰、能直击人心的主题词，然后通过多角度推导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潮。从一段时间以来美强硬势力人物的表现和表态，基本可以看出对华舆论战的轨迹，关键词就是“中国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成功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换言之，就是改变中国的“人设”，贴上“不诚实”“不守信”的标签，进而破坏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冷战期间，美国也是不断给苏联贴标签，从道义的角度将对手放到让公众认为无法相容的对立位置上。

2019年6月17日，华为公司创始人、CEO任正非（左二）与美国学者内格罗蓬特（左一）在深圳总部就“技术、市场和企业”主题进行对话。任正非称，只有全球化合作才能让更多人享受科技成果。图/新华社

三是经济、金融安全之争。疫情对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20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4.7％，5月份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13.3％。经济下行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在2020财年的前8个月，美国财政开支预计将超过3925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120亿美元，增速超过30％；其中在疫情高发的4月和5月，联邦政府收入减少了45.8％，而开支增加了93.6％，赤字更是高达11620亿美元。预计2020、2021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达3.7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财政恶化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总额已经接近2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本财年的前8个月内，联邦债务增加了超过3万亿美元。美联储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会萎缩6.5％，因此，预计到本财年结束，美国本年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140％，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推出约3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也计划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内不变，直至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这种无底洞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直升机撒钱措施，不仅抬高债务率和赤字率，也会刺激高杠杆投机和流动性泛滥，埋下市场隐患。随着债务的不断膨胀，美国联邦赤字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甚至长期保持在10％以上。

在此情况下，美方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力图借疫情中多国反思供应链安全之机，渲染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的风险，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调整中的“去中国化”。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重定标准、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美方少数政客主张利用金融霸权压制中国，尽管滥用金融工具会对美国家信誉和美元信用造成伤害，但已不能完全排除这个选项。

不过，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调整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中国的许多外资企业把本地市场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对象，在没有大的政治和安全压力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离开中国。

四是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在军事安全领域，美方在战略、战术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试图加大施压和制衡。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方对美方的压力和刺激须予以回击，并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动。从趋势上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战略信任的缺失难以弥补。两国军事舰机在海上和空中近距离相遇已非偶然现象，发生摩擦的几率在增加。

新冠疫情期间，美海外部署的军事力量面临病毒威胁，不得不减少在全球的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中国“借机填补战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东海针对中国的巡航、侦察频率和挑衅力度。两军态势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双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彼此底线不够明确，互动的规则和“红线”不够清晰。这导致双方需要不断相互试探，增添发生突发事件和不可控结果的风险。两国和两军高层在军事上曾经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共识，如何切实维护是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战略威慑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美国调整核战略、更新核武库、降低核门槛，以及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和高超声速飞行器、酝酿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可能拉大中美之间本就悬殊的核力量对比。并且，这是否会迫使中方考虑适度调整有待观察。此外，中美双方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军事技术的主要探索者，两国网络、太空、极地军事化的动力明显，在这些领域如何管控两国竞争，亟待提上日程。

2016年7月8日，中国海军在海南岛至西沙附近海空域组织实兵实弹对抗演练。图/新华社

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

许多学者将新冠疫情视为战后世界历史的一道分水岭，认为它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但是目前看，它带来的变化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在产生催化剂和加速度的效果，全面加快和深化了已经出现的趋势。例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更快调整，国际权力进一步分化，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更加清晰等等，一些国家的内部治理矛盾也更加严峻。中美关系的恶化不是孤立发生的，需要放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度量。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疫情进一步挑战全球化思维，主要经济体纷纷反思和重审现行全球化模式下产业链对外依赖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有可能会形成以中国（东亚）、美国、欧盟为中心的三大分体系，由此向外发散，离岸外包越来越被近岸外包取代，生产基地尽量靠近终端消费市场，供应链流程变短并更加多元，以便于灵活应对突发波动。

“三个中心”的形成也会促使国际资本相应调整流向，客观上助推中美“脱钩”。从目前各国的政策讨论和拟推出的举措看，有以下动向：第一，攸关美国安全的产品生产，如生物医药、个人卫生防护设备（PPE）和部分尖端制造企业可能会移出中国，不排除美方立法强令企业回迁；第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生产要素成本变化而从中国向外转移的步伐可能加快，美在耐用消费品上的对华依赖下降；第三，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行业巨头会驻守，它们在全球销量下降之际，继续从中国市场的复苏中获益；第四，5G等高科技产业“脱钩”，导致中国被排除在美国及其盟友市场之外，不排除形成事实上的不同体系和不同标准。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美仍然拥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广泛共同利益，两国专业人士在传染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并未停止。但是，现任美国政府不仅缺乏对两国在全球领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而且力图阻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把从多边机构中排斥中国作用当作重要的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架空世界贸易组织，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阻挠中方人选承担关键领导职务。同时，与多国谈判和签署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内容的新双边自贸协定，植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方这一系列做法，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的破坏和干扰是比较大的，发展下去难免会影响到全球解决共同挑战的意志和能力。

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冷战后中国对国际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强”，但是这一格局已经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力量变化而发生动摇。2020年初清华战略与安全中心举办年度国际形势研讨会时，中外战略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力量和权力分配进行了评估。一个比较重要的看法是，美国的世界霸权难以为继，但是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仍然超群；中国虽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经济规模和新经济态势上同排在后面的国家已经拉开了距离。中美加起来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全球军费开支的44％，未来两个相对强大的国家如何确立彼此关系，能否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抑或相反，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最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