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国的历史证明：软弱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催生一种诱惑与错觉，让人以为可以用武力解决与我们相关的问题。俄罗斯绝不会表现出软弱与犹豫。那些仅仅因为我们的存在就视我们为眼中钉的人，那些怀揣着让我们遭遇“战略性失败”妄想的人，应当记住这一点。顺便说一句，那些曾大肆宣扬要让我们遭遇这种失败的人，用我们的话说，“如今早已不见踪影”。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

全球范围内，与自然、技术、社会因素相关的客观问题根本数不清，将力量与精力耗费在人为制造、甚至是凭空捏造的矛盾上，既不可容忍，也极其浪费，更是愚蠢至极。

如今的国际安全具有高度的多面性与不可分割性，任何地缘政治价值观划分都无法将其割裂。只有通过细致且全面的努力，联合各方伙伴，并依靠创新性思路，才能解决21世纪复杂的安全难题。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更重要”或“较不重要”的要素，也没有所谓“特别关键”的环节，所有问题都必须统筹解决。

我国一贯并将继续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我曾多次强调：部分国家的安全，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否则，就不存在任何安全可言，就等于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未能推动这一原则得到认可。正如我多次提到的，冷战后那些自视为“胜利者”的势力，因得意忘形且对权力贪得无厌，一心想要将单方面、主观的安全理念强加给所有人。

事实上，我不仅是在暗示乌克兰危机，这也是20世纪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其他激烈冲突的真正根源。其结果正如我们所警告的，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真正感受到安全。现在是时候回归本源，纠正犯下的错误了。

但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相比，如今的“安全不可分割性”更复杂。这已不仅仅跟军事政治平衡与兼顾彼此利益的做法相关联。人类的安全还取决于我们应对自然灾害、技术灾难、科技发展，以及新型快速演变的社会、人口、信息进程所带来挑战的能力。

所有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正如我此前所说，它往往会按照自身内在逻辑与规律发展，且难以预测，有时甚至可以说，不受人的意志与预期所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可能会沦为局外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自己已无法掌控的进程进一步发展。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不正是我们所有人开展建设性合作的契机吗？

目前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我认为，要解决全球性问题，首先必须摒弃意识形态预设，摒弃“现在我来教你们该怎么做”式的说教口吻。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项真正需要所有国家与人民共同努力的全球性事业，具有不可分割性。

每一种文化与文明都应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正如我此前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找到正确答案。答案只能在各国共同开展建设性探索、凝聚力量而非分散力量、共享国家经验的过程中产生。

我再强调一次：利益冲突与对抗过去存在，今后也必然会存在，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它们。正如我今天所说，多极世界的本质，是回归传统外交模式：解决问题需要关注彼此的立场、相互尊重，而不是强制施压。

传统外交能够兼顾国际社会各行为体的立场，能够应对不同国家间复杂的“协调”问题。但曾经，西方的“独角戏外交”取代了这一切，这种外交充斥着无休止的说教与强制指令。他们不再致力于化解冲突，而是强行去实现某一方的利益，认为其他各方的利益不值一提。

如此一来，冲突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不断升级，甚至演变为血腥的武装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这难道值得惊讶吗？采取这种做法，无法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过去30年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巴以冲突便是其中之一。西方凭借单方面外交手段，粗暴无视当地民族的历史、传统、身份认同与文化，因此不仅未能解决巴以冲突，也未能稳定中东局势，相反，该地区局势正迅速恶化。目前我们正在深入研究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相关倡议。在我看来，或许这能为解决问题带来一线曙光。

乌克兰的悲剧则是另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这不仅是乌克兰人民的苦难，也是俄罗斯人民的苦难，是我们所有人的苦难。任何愿意花时间了解乌克兰危机当前激烈阶段背后历史脉络的人，都清楚这场危机的根源所在。我不再赘述，相信在座各位都对此心知肚明，也了解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且我已多次阐述过这一立场。

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乌克兰爆发了反政府示威运动，数十万青年走上街头要求亲欧弃俄；示威很快演变为冲突。路透社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那些鼓励、煽动、武装乌克兰，教唆其对抗俄罗斯，数十年来在乌克兰扶持赤裸裸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新纳粹主义的势力，说实话，请恕我直言：他们不仅无视俄罗斯的利益，也无视乌克兰自身的利益，无视乌克兰人民的真实利益。他们根本不在乎乌克兰人民，对西方全球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及其在基辅的傀儡而言，乌克兰人民不过是可以消耗的“耗材”。这种鲁莽冒险政策的后果大家有目共睹，我已经无需多言。

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事情原本是否有可能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答案是肯定的。我想再次提及特朗普总统的观点：他曾表示，如果他当时在任，这场危机本可避免。我认同这一说法。事实上，若我们当时能与美国在任的拜登政府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这场危机本可以避免。如果乌克兰没有被变成他人手中具有破坏性的工具，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推动军事扩张、逼近我国边境，如果乌克兰最终能保住自身的独立与真正的主权，这场危机本可以避免。

还有一个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双边问题，本来是庞大国家解体及复杂地缘政治变革带来的客观结果，这些问题本该如何解决？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苏联的解体，也与当时俄罗斯领导层的立场有关，他们希望摆脱一切意识形态对抗，寄望于“共产主义在我国终结后，‘兄弟情谊’时代便会到来”。但事实并非如此。显然，起作用的是其他因素，是地缘政治利益。事实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在其中根本无关紧要。

在多极世界中，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乌克兰局势本应如何解决？我认为，如果多极化格局真的实现了，各个“极”就会根据乌克兰危机的局势设身处地考量自身，也就是将各自区域内存在的潜在紧张地带、分歧点纳入自身的考量范围，如此一来，集体决策就会远比现在更具责任感、更为审慎。

解决问题的核心应该是理解：在这一复杂局势中，所有参与方都有自身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基于客观与主观现实，不应被忽视。所有国家都有权利追求安全与发展，这是合理的诉求。这一点自然适用于乌克兰、俄罗斯，也适用于我们所有邻国。在构建区域安全体系的问题上，话语权理应主要掌握在地区各国手中。也正是这些国家，最有可能就各方都能接受的互动模式达成共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它们的切身利益。

对一些国家而言，当前的乌克兰局势，不过是一场规模大得多的博弈中的一张牌，而且是服务于它们自身博弈的牌，这通常与相关国家（包括乌克兰及其他卷入冲突的国家）的具体问题毫无关联。这只是它们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扩大控制范围的借口，甚至还能借此从战争中牟利。正因如此，北约才会把军事基础设施推进到我们的家门口。也正因如此，多年来它们对顿巴斯的悲剧、对本质上的种族灭绝行为，对2014年乌克兰血腥政变后，在我们这片固有历史领土上发生的俄罗斯族人遭迫害事件视而不见。

与欧洲以及不久前美国前政府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行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行动。这些国家拒绝选边站队，致力于为实现公正和平提供切实帮助。我们感谢所有在过去几年中真诚努力寻求局势解决方案的国家。这包括我们的金砖国家伙伴：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包括白俄罗斯，顺便说一句，也包括朝鲜。这包括我们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朋友，首先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伊朗，还包括欧洲的塞尔维亚、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众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仍未能停止军事行动，但这一责任不应归咎于未能阻止冲突的“大多数国家”，而应归咎于“少数国家”。首先是欧洲，它一直在不断地加剧冲突，而且在我看来，如今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没有灵活性可言。尽管如此，我相信善意终将占据上风，在这一点上我毫不怀疑：乌克兰局势正在发生变化，虽然进程缓慢，但我们能看到这种变化。无论有人如何对民众进行洗脑，民众的意识终究会发生转变，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也同样在转变。

事实上，“世界大多数国家”这一概念是国际事务中的新现象。我也想就此谈一些看法。这个概念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在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致力于实现自身的文明利益，而其中最核心的利益便是实现均衡、持续的发展。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听起来似乎向来便是如此。但在以往的时代，对这些利益的认知往往被扭曲：或是出于不健康的野心，或是出于利己主义，或是受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也就是这“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认清了自己的的真实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底气、有信心顶住外部干扰，维护自身利益。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它们在推动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愿意与伙伴开展合作，也就是说，将国际关系、外交及一体化转化为自身增长、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世界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互动模式，正是多极世界所需且切实可行的政治实践雏形。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务实与务实精神，摒弃“集团化”思维，不存在由某一方强加的硬性义务，也不存在“主次伙伴”之分。最终，这种模式能够协调各方利益，这些利益虽然不总是一致，但大体上并不相互冲突。摒弃对抗，是（这种模式的）核心原则。

当前，一股新的实质性非殖民化浪潮正在兴起：昔日的殖民地除了获得国家主权外，正逐步掌握政治、经济、文化及世界观层面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