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一下。忽略最终的失败，整个“中国资助”谣言的发酵逻辑似乎是这样的：

1、一些西方其他国家和民主党的金主出于“反川”和“环保”之类理念，资助了反对（特朗普及其科技右翼金主大力支持的）数据中心建设的活动，并被右翼抓包；

2、一个超级项目的投资方因直接商业利益受阻，出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惯性思维，临时抛出了“境外势力支持”这一大致思路，并立即花钱、安排智库“制造叙事”；

3、一家“自称专业”与之毫不相干的中型智库（比特币研究所，即上面提到的BPI）接了这个单，在一周内把甲方的这个思路编圆，弄出了一份不公开、但可供甲方摘选字句造舆论的“分析报告”。由于现有证据能支撑的“西方人内斗”叙事明显“国安烈度”不足，他们大笔一挥修改了大反派，一举将事件升级为其话语体系中的“正邪”对决，最大程度满足了MAGA与民主党建制精英们可通约的预设被迫害妄想。

4、一旦事件被定调为“中国阴谋”，美国固有的、对这种“向假想敌丢锅”高度熟练的各路“独立信源”——OpenAI、“民意”代表、内政部、各路自诩“平衡”的主流大媒体，纷纷被调动起来，开始沿着这一方向从各种角度“独立”挖掘，众口一词解构相关运动的民间自发性、丑化抗议民众，将他们描绘成某种被洗脑的、因此意见应自动忽略的（如笔者一样的）半兽人。

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智库起了核心升级作用：他们接下金主商单，将金主胡乱甩出的基本思路，重新包装成有受尊敬出处、可能有“严肃”风格、或具备定量分析等“专业”形式的“独立学术调查”，供金主及其圈子引用背书，为启动官方调查等“大型新闻卖点”提供一条符合西方“吹哨人”叙事框架的“引火线”。他们熟练地将一个“拆迁遇到钉子户”式的纯粹商业问题打成“钉子户里通外国”，将一个原本只有“特朗普推特式”的商人个体骂街声音，转化成了一整套供“美国主流舆论”集体演奏的乐队总谱。

据笔者的观察，美国涉疆、涉疫（新冠），乃至近十年前的“华为后门”舆论造势，都可以观察到近似的运作模式。涉疆议题中，“智库”几乎完全是郑国安一人扮演的。涉疫议题涉及到多个智库组织，但位于澳大利亚的所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可能发挥了最明显的作用。

此外，这种行为模式也不限于涉华议题。共和党2021年以来的夺权历程中，“美国传统基金会”（也就是笔者上一文提到的那个“更大的邪教组织”）通过其臭名远扬的2025计划，也扮演了大致相同的角色定位。

智库操守的劣化，是美国政策全面劣化的窗口

在美国，大量依附大资本家（或特定资本家圈子）政策智库的存在，有效地解决了日渐扩招的社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对口就业。不谈宏大叙事、仅就谋生需求而言，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特区提供的廉价实习生公寓，就是美国本地大学生们不可多得的现实福利。

然而，智库在专业价值上劣化到今天这一步，还是有些令人唏嘘的。

智库在二战后一度被视为美国公共政策理性化的标志。无论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老牌跨党派智库，还是如今臭名昭著的传统基金会，最初都是（其成员自身认知框架中）某种“使命感”和实证操守的产物。平心而论，在那个时代，智库对美国，主要是起正面贡献的：它们为公共辩论提供调查事实，为社科学界搭建参政桥梁，为掌权者开发政策工具箱，在美国“去中心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扮演了应有的角色。甚至如今被广泛诟病的旋转门机制，在美国国情下，客观上也起到了“稳定和储备干部队伍”、维系一个专业化且在圈内的“高官备选池子”的作用。

然而，随着美国承平日久、强大国力对劣质官员、政策折腾的“容错率”、“耐操性”日渐提高，“掌权的必要条件”逐渐从“提出理性政见”转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赢得选举”，智库的“政策思想实验田”功能也逐渐向功利方向异化了。

以传统基金会为例。虽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视角该智库的反动一以贯之，但其在里根时代那种“有人性面孔的保守主义”与特朗普-拜登时代的“纳粹复辟”式价值观、以及“使研究服务于赢”的文风学风，显然是有所差别的。

事实上，特朗普并不是传统基金会滑坡的起点；早在2010年，为了打击敢于支持民主党特定议题的“RINO”（“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他们就搞出了著名的合法隐蔽游说分支“传统行动”（Heritage Action，注册为501(c)(4)“慈善组织”），以关键议题投票记录为依据，给每个共和党议员打分排名、供给茶党在下次初选中带节奏，以此强迫他们按党派预设立场、而非自身理性判断，对高度具体化的政策细节投票。

结果是，如果说民主党的政策走向是有意识地用“授予各种弱势人群精英特权”掩盖阶级不平等、主要由美国精英组成结构的变化所决定，那么共和党的政策发展，就是在这些“智库”鞭策下，越来越依赖自身意识形态教条、而非现实国情；而这种实践返回到智库，又进一步弱化了其“对施政提供现实反馈”的作用，提升了对其“用固有叙事重塑/解释现实”的需求。

图为托勒密地心体系的主要理论支柱：本轮（epicycle）-均轮（deferent）摄动模型。虽然现代天文学已不再算是典型的文科，但笔者以为，本轮-均轮模型至今可能仍是解释“西方文科教条主义”行为模式的最佳例子——宗教化的基础假设；远超现实观测能力的定量形式追求和“叙事塑造”欲望；对既有“叙事框架”信仰式的路径依赖。这种“西方思维”成就了近代自然科学，但也不断将其孕育的社科学派变成了玩弄数学或公理化体系、与现实应用严重脱节的思维体操

这种对智库“用途预期”的变化，导致了整个智库体系操守的劣化。回顾前面的“数据中心谣言”事件，我们注意到，并非所有智库成员都是完全趋炎附势的，一个名叫瑞安·费达修克的右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分析师就在X上指出，“我们必须认清现实，人工智能在美国不受欢迎的原因并非中国……告诉如今数以亿计的反AI美国人‘你们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花钱放进你们脑子的’，这并不是一个能赢得政治胜利的信息。”

瑞安·费达修克理念上同样是个反华分子，他的X评论同样开篇于一坨在美国干他一行所必须的“宇宙安全声明”废话，但他至少保持了对常识的尊重。

类似情况还能在另一个“准智库”例子中看到。在最新“民主感知指数”全球调查中，如实根据调查结果、将中国大陆的“感知民主程度”评为“正面”级第一名的“民主联盟基金会”（该组织注册为非营利组织，但这种“叙事塑造”是典型的智库职能），实际上是由丹麦反共富豪弗里茨·舒尔和前北约头子拉斯穆森拉起来、受到包括“自由之家”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等一系列反华组织资助的NGO。

然而，在如今美国乃至整个北大西洋集团学术界狂热的自我审查氛围中，这类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能力不仅会被“主流宣传”压制，而且自身也已变得愈发不能为其“角色定位”容忍了。为了争夺愈发贪婪的私有资本赞助，智库在逐渐使自己极端化、小丑化；自然地，这为蓬佩奥（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这样的职业骗子、小偷、马屁精，开辟了一条完美的退路。

2025年底，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因力挺纳粹分子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引发了一场“智库哗变”，导致至少12名核心员工叛逃。此事更多是富恩特斯的真·反犹立场与内塔尼亚胡支持者之间的狗咬狗，但可以注意到，在当前形势下，传统基金会向“网红化”和“极右翼化”深渊的堕落趋势是逐渐加速的

总结

“比特币研究所”在反数据中心舆论事件里的表演，所反映的问题是：与美国政治整体一样，作为其成分的美国智库，正逐渐丧失原本的定位、能力和生存空间，处在走向功能性衰败的边缘。

然而，要打破这种衰败，无论智库本身、还是它们现存或潜在的成员个体，都是无能为力的。一两个“好分析师”、甚至一两家可能短暂存在的“好智库”，不足以撼动这种大局。

一个在美国研究和关注政治科学、政策渠道的操守尚存的人，面对这样现实首先要做的，恐怕是反思：公共政策的生产机构，无论是“仿真”的——智库、还是“实际”的——政府机关，究竟应该拿谁的钱、办谁的事？究竟应该为着公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还是应当扮演自己客户的论文枪手和辩护律师？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应该建立和捍卫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

实际上，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对于政经类社科专业的从业者乃至学生，这都是一个同样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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