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狄薇薇】

193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她第一个十周岁生日时，她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位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时尚未正式成立）被蒋军团团包围、道路阻隔，无法召集新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潜伏在上海的“六大”选出的临时中央，在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之下坚持“左”倾错误路线，大搞飞行集会、城市暴动，将大量优秀的城市工人和学生党员无谓葬送在黑暗中。

在那一年的三年之前，除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外，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广东“猪仔”的孙子、当时许多在美国西海岸讨生活的广东苦命人之一——谢创，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随后当选为美共旧金山华人党支部书记、美共加州州委委员。

谢创 资料图

1930年，由于美共领导的旧金山华人罢工大获成功，代表唐人街企业主阶级的国民党和黑帮润人们惊慌失措，勾结美国当局绑架了谢创，以他没有入美籍手续（当时《排华法案》理论上仍然有效）、是“非法移民”为借口，要把他“引渡”回“中国”——蒋介石军警宪特集团——手中。消息传出，加州各族人民群起抗议，一些看不下去的美国知识精英也为他打抱不平，要当局至少允许他自由离开。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加州州委请示美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后，决定送他赴苏联学习。谢创离开美国时，警察恐吓他：“你以后再敢来美国，就判你五年苦役，罚款五千美金！”（当时5000美金按CPI折算约合现在的16.3万美元，是一笔普通工人一辈子挣不到的巨款）谢创严正回答道：“我再踏上这里的那一天，就会是美利坚人民政府的上宾了！”

1931年初，谢创来到了当时欧洲的通衢大港、荷兰城市阿姆斯特丹。他按照美共中央的指示，寻找荷兰共产党接头，以在他们帮助下转道苏联；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几年前他加入美共同时，荷兰党组织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曾参与筹备和主持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就背叛组织，转投了托派。谢创按约定前往接头地点，等了一天，却没有找到应该前来接头的荷共交通员，他丢失了组织关系！

一个只会英语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的荷兰举目无亲，找不到同志。这该如何是好呢？

等等，“同志”这个词，在荷兰的语言里应该怎么说？

大同平等——“同志”的初心

“同志”，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之间亲切平等的互称。在我国的通用语言——现代汉语中，“同志”这个词由“同”和“志”两个自由语素构成，它既可追溯到近代文言，继承了古汉语中“同袍”、“同窗”、“同年”等一类传统称谓语法结构，避免了生硬音译；又超脱了旧文化中的“敬语”、“平语”和“谦辞”范畴，打破了旧社会基于血缘、辈分、人脉和等级地位区分的旧称谓体系，理想地塑造了建立在共同觉悟和理想信念认同基础上的、作为先进的革命组织——共产党所必要的新型关系，是现代汉语引入先进概念的成功典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治，西欧社会形成了超国家的天主教会等级（教皇、枢机主教、主教、司铎等）和森严的世俗贵族等级（皇帝、国王、公、侯、伯、子、男直至最低的骑士等），各有各的称谓。

以革命前的俄国为例，沙俄文官分为14品，各有官定的标准敬称，例如九品以下须称为“出身优渥的老爷”（Ваше благородие），六至八品须称为“出身高贵优渥的老爷”（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родие），五品须称为“出身高贵的老爷”（Ваше высокородие），三四品须称为“杰出的大人”（Ваше высокородие），一二品则须称为“出身高贵优渥又杰出的大人”（Ваше высоко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о）；而神职人员又有另一套称谓，一二品（大牧首）须称为“至高的圣座”（Ваше высокопреосвященство），三品须称为“圣座”（Ваше преосвященство），四、五品须称为“上师”（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六品须称为“高尚的大师”（Ваше высоко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在“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理念下，这些社会的各等级间泾渭分明、互无交集，每个人的尊卑贵贱被用等级头衔绑定在自己的传统称谓上，称谓成了塑造和维护阶级意识的沉重枷锁。例如，今天英语中通常只使用简写形式“Mr”的“Mister”——近代汉语译者将这个词取“老师”的古白话说法翻译为“先生”，但它实际上源于古英语中拉丁语借词“Master”即“主人”的弱化。

因此，当贵族阶层被推翻的时候来临、革命者需要将“平等”被树立为社会的正理时，需要诞生这样一个破除阶级观念的新称谓词。欧洲最早的这种尝试是在“革命老区”，法国人在大革命中引入了“公民”（citoyen），作为无论城乡贫贱一切人等的平等称呼。

值得一提的是，citoyen一词在法国直接取代了原本最接近的法律术语bourgeois，这个词当时的法语含义是“享有王国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城镇居民”；熟悉党史的同志应该已经认出来了，这个词连带它的贬义感情色彩后来被引入其他欧洲语言，并最终固定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新兴资产阶级与旧封建体系的合流告终，对他们来说，“公民”（citoyen）这个词显得“过于平等”了。虽然一个统一尊称取代了繁复的头衔体系，但这个尊称最终落在了一个贵族术语头上——Monsieur（源于中古法语mon sieur“我的主人”），这个词现在我们翻译成“先生”，但它在古中国文化中定位最接近的类比可能是“皇叔”。

站在当今法国男性的视角，他们的互称，观感大概相当于：“邓蒂斯皇叔！”“维尔福皇叔！”“各位皇叔，大家晚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