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感觉您刚刚举的例子似乎偏轻资产模式。提到香港和招商引资，我第一时间想到一件往事——1999年张汝京原本打算去香港建芯片厂，后来因厂房选址等问题放弃香港，最终中芯国际落户上海张江。

邓飞：香港现在的招商引资，首先要做的是把国际大企业总部拉过来，发展“总部经济”。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包括税务调整——虽然香港税基低，调整空间不大，但力度不小。

我们还在大力推介知识产权交易。大学教授做学术研究只发国际期刊，不做生意，某种程度上是浪费。我们可以打造知识产权平台，让科研人员和对产业化有兴趣的投资者对接，就像孙正义那种合作，但比“拉郎配”更有效率——平台集中展示、明码标价，节省信息成本。上一届我和其他议员已提出这一想法，今年财政预算也提出要做，就看10月施政报告是否会具体化。

围绕知识产权交易这一项目，我们还希望完善大学教授的KPI考核。以前只看发表论文数量，是压倒性指标。我们希望政府通过拨款引导大学放宽教授与商界合作的门槛，实实在在把产学研做起来。把整条生产线留在香港不容易，地少、成本高，但至少争取把研发实验室放在香港，这个目标可期。

香港要搞创新科技，目前河套香港园区已有几十家科创企业进驻，主要是医疗生物或医药科技，对民生有帮助，但尚未达到国家战略级别。香港能跟国际学术界无缝对接，一些国际学者可能会顾虑西方打压，不一定愿去内地，但愿意来香港。所以香港应该发展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创新科技，比如量子计算、芯片等，这些部分已经在做。

总的来看，特区政府招商引资不能只看体量，必须精准吸引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科创企业，吸引顶尖级学者来港。这也是规划性发展思维与过去积极不干预的区别。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规划图 图源：香港文汇网

观察者网：关于香港的五年规划，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特区政府如何确保规划不只是“文件愿景”，而是真正成为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的发展纲领？您曾表示，五年规划的作用在于“把不同界别、不同阶层的关切放进较长远、较系统的发展蓝图”。经历过修例风波后，香港从“各说各话”走向“共同框架”，最大难点是什么？

邓飞：我倒没觉得这是难点。讲发展、改善生活、提升经济，全民支持，没人反对。立法会受特区政府委托，各界别议员都已积极组织，不是“清谈俱乐部”。现在咨询已模板化——教育界咨询教育，工业界咨询工业，IT界咨询IT，我们已约见各行业代表，完成咨询报告并交给特区政府。现在特区政府面向大众，市民个人也可直接反映意见。所以这两轮咨询本身就是社会动员过程。

目前我没有看到什么反对意见。反倒是很多行业人士和我刚才说的一样，因为这不是特区政府擅长的治理方式，要问他们希望政府怎么做，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商界也未必有主意，因为他们也不是内地五年规划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大家基本是一边摸索，一边观望特区政府用什么政策来落实目标。

观察者网：简单概括角色，以前是科层制下的“被动执行者”，现在要成为“主动管理者”，这种身份转变带来思维冲击，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

邓飞：对的。闭门造车不行，干脆动起来——先“下海”，到海外或内地去，跟目标企业、研究机构、学者接触，才能知道对方想不想来、原因是什么，我们才能自我改善。如果闭门造车，光自己想有什么用？我非常认同现在就动起来，四处摸索。无可否认中间会有磕碰，因为不擅长，但我乐观，慢慢就会弄起来。

观察者网：2019年的“黑暴”，除了意识形态问题，也暴露很多社会矛盾，比如年轻人关注“上楼”（买房）问题——现在看这也不只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两岸三地年轻世代共同面临的困扰之一。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此有无“药方”？

邓飞：现在不用太担心这一问题，之前楼价跌了，现在有所恢复，市场反而活跃。如今年轻人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不在于楼价本身，经济好、收入高，楼价再升也不怕；现在的最大风险是人工智能对就业岗位的替代。

我和很多议员都提醒特区政府要好好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青年人发展机会的冲击，必须建立机制密切留意整个就业市场和技术更新对人力需求的变化。同时，所有发展都要考虑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

机器人在物流中心分拣快递。 图源：Figure AI

观察者网：这其实也是全球性难题。世界多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裁员潮，与此同时，毕业生涌入社会。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你们有什么解决思路吗？

邓飞：我们现在在推动相关职业培训，从大学、高中到初中不同阶段的职业培训，课程都尽量装备人工智能元素。我们很难预测AI取代各行业的速度和范围，但至少可以让传统行业传统技术增加AI元素，使受培训者具备操作AI的能力。即使他表面上干的仍是传统行业，实际上已与老一辈不同，因为他掌握了AI。

比如建筑行业，现在的技术人员很多在空调房里摆弄电脑模板，不一定日晒雨淋，工地可用机器人，或模板在厂房预制好再组装——表面都是建筑工种，实际上已逐步科技化。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AI浪潮下有100万求职者但只有50万个岗位之类的供需矛盾暂时无法缓解，能做的就是提升个体AI使用能力，增强求职竞争力，是吗？

邓飞：是的。而且香港实体工业不多，AI取代工厂工人的影响不大。香港主要是高端服务业，再怎么服务都需有人承担最终责任。

现在香港社会层面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岗位确实少了，但不一定是因为AI，我们还在了解具体原因，特区政府也有相关质询。

观察者网：最后关于香港与内地的融合问题，涉及香港人来内地和内地人来港两个方向。我现在常在社交媒体看到，除了周末北上去广东消费，也有不少香港人在深圳、中山等地买房。

邓飞：这种情况一直都有，甚至1997年回归前就有，只是现在规模更大。总的来说，两地融合相对平稳。不过，指标不能只看旅游，一年去几趟日本不等于跟日本融合；我更看重生活、文化层面的融合。内地的商业模式、品牌、文化产品、潮流产品越来越多被香港人接受，这才是关键指标。比如香港人越来越多在内地网站网购，内地的影视和明星在香港也有很大市场，这些才是实质性融合。

工作人员在香港一快递包裹自提点忙碌。 资料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确实。我4月份时隔数年重回香港，发现街头多了不少内地电商广告、奶茶品牌和地方口味餐饮店。更让我惊讶的是，服务态度变好了很多。

以前有个梗，说是在香港购物，“讲粤语打八折，讲英语打六折，讲普通话——打到骨折”；在日常生活中，就我个人的体验来看，如果用普通话和服务员交流，很多会不耐烦地表示“我唔知你讲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这次过去，即使是在人潮涌动的街市食坊，连上了年纪的服务员都会试着用普通话回复，年轻人的普通话更流畅，口音也淡了很多。这些变化看着细枝末节，但足以说明一些风向。

邓飞：对，世代在更迭，我对年轻人充满期待。越年轻越没有包袱——无论两地矛盾还是“黑暴”，他们没有多少记忆。有记忆的人随着成长也更理性，能清醒判断哪里真有发展机会，哪里纯粹骗钱。那些跑去英国的人，现在就慢慢明白了英国如何把人榨取干净。

观察者网：关于教育层面的融合，您在以往的对话中曾提到，一些学生参与学校组织的内地游属于“走马观花”，对思想层面的影响相对有限。现在有改善吗？

邓飞：现在教育局下的力度很大，所有高中生都必须回内地交流考察，路线是规划好的，既有传统文化也有当代中国内容，既有文科也有理工科，比较全面，不像以前随机安排。走马观花，关键看走什么马、观什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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