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治港”

观察者网：自2021年政治制度改革以来，“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至今已有两年多。就立法会来看，相比以往，表现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邓飞：因为“爱国者治港”，所以现在立法会议员都是爱国者，这点变化我就不赘述了。我要强调一点不同和一点相同之处。

相较来看，最大的不同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前，立法会上的很多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拉布”横行，许多议题议而不决，这些行为的背后是意识形态之争，说难听点，一些议员就是想借助在香港捣蛋来倒整个中国的台；而现在，因为大家都是爱国者，所以不存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斗。

而相同之处，就是争议仍很激烈，只不过现在更多是聚焦具体的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

比如这几天有一个涉及公共屋邨的议程，现在租户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政府买下自己正租住的公共单位，由租户变成私人业主。有议员提议优化这一规则，防止有人囤积公屋，从中套利。有议员就此提了相对激进的建议，说可以进行买卖，只不过卖的话只能卖给政府，不能放到市场上流通，这样就可以确保公屋的售价不会有太大的涨幅。围绕这一提议，立法会上从讨论到最后表决都非常激烈，最后这提议被否决了。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很多政策议题涉及不同阶层的矛盾或不同利益格局，因此大家经常积极辩论，争议的激烈程度跟完善选举制度之前的表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我们现在争议的都是一些实际的工作，更有价值和意义。

邓飞在立法会上就向“一带一路”奖学金注资议题发言

观察者网：治理问题，又可细分为决策、执行等。和一些关注、研究香港问题的朋友聊时，不少人提到，在社会治理方面，受港英政府推行的科层制影响，很多港人善于执行、不擅长决策。您如何看待这观点？

邓飞：你说的这意见，我也听到过，不过我感觉这看法有点似是而非。说香港决策做得不行，但执行一流，这两方面我都不完全认同。香港执行得很好？可能是大家不怎么知悉它执行得不好的地方。

至于决策，香港不同于内地：内地有举国体制的优势，要办成某件事，可以集中所有力量把这事搞起来，在决策和执行上都可以确保高效；而香港，很少会来一个翻天覆地、由零开始做一件事，更多是渐进式决策，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些调整，慢慢地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执行也相对比较容易配合。

但是现在，无论是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科技创新，都已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这就由不得香港慢慢来了。比如，要想引入创新科技，让香港的经济有新的增长点，这就不能继续采用过去的做法，只是简单地设计一些政策，让高科技公司自己决定来不来——你来我欢迎，你不来，我也不主动邀请。这是不行的，现在必须要主动出手，除了政策配套、资金扶持，官员等等也要主动积极地拉投资、拉企业来港。这一块，你说是决策还是执行？其实分不清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这块对于特区政府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在过往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香港政府的官员都信守着“积极不干预”的大原则，都不太习惯主动出击。现在他们慢慢习惯起来了，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设立部门的KPI，都在陆续做起来，可谓方兴未艾。

游客在香港尖沙咀游览（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明白，要给他们一个锻炼的过程。我看您在朋友圈提到，“完整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又为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专业而全面的教学内容”。您在两年多前的一次对话中也有提到过，说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还处于一个相对朦胧的状态，如今23条立法完成，在未来推进相关教育时，从内容到方法，您有什么建议？

邓飞：实际上在23条立法前，我们就已经在制定、出台相关的课程纲要和教材；如今23条立法通过，我们要对相关内容进一步更新，让它们追得上这个时代。

国家安全教育分两大块，其中一块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块很重要，我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教育重点，并不仅仅在于20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传统的安全问题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大家不用太多解释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而现在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经济发展又多元复杂，出现了很多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我认为要有意加强青少年在这方面的认知。

有了问题，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国家安全面临风险，就必须要有解决这些安全风险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解决手段自然是法律了。目前来说，香港主要有两部法律，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二是香港本地的23条立法。这两部法律就如何堵塞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漏洞，制定了一个明确的框架。后续我们要做的，就是针对小学、初高中、大学等不同的学习程度，制定深浅程度不同的课纲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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