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投资亏钱，政府最高承担40%；赚了钱，政府一分不要”。最近，深圳市拿出100亿给风投兜底，重新定义了中国政府的经济角色。

当中国人终于站到了顶级科技强国的门槛边上，对风投的重视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说到风投对高科技产业的促进作用，就一定绕不开美国和硅谷。正如中信出版社的新书《风投》开篇所言，“风投基本上是美国的发明”。

作为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创新的中心，硅谷究竟做对了什么，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政府在风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这段书摘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作者指出，在硅谷和更广泛的风投行业的历史上，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一作用常常被人忽略。一方面，美国政府用大量的军工订单刺激着前沿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硅谷引以为傲的创业环境、劳动者待遇和移民政策，也离不开政府和法律的保障。

同时，作者提醒道，硅谷绝不是其它国家必须永远尊崇的样板，中国政府不需要复制美国模式也在取得巨大成功。

（本书作者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汤姆·尼古拉斯，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翻译，摘编时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添加）

在 1977 年关于修改养老基金投资规则的国会证词中，戴维·摩根泰勒对风投行业及其发展发表了深刻的洞见，他提出风投的发展应该被置于更广阔的经济背景下考虑。他认为，投资机会往往“出现在大学和研究中心周围”，因此，“当我们的国家未能跟进研发活动，特别是未能获得联邦资金支持时，风投家总会感到担忧”。

与摩根泰勒的讲话一脉相承的是，任何对美国风投行业历史的记录，如果不强调硅谷和美国政府在其崛起中所发挥的强大而广泛的作用，都将是不完整的。目前，硅谷拥有美国绝大多数的风投基金，同时是大多数风投行业龙头的所在地。然而，一个半世纪以前，我们现在所知的硅谷地区还是一片橘林、野花和农田，距离仙童半导体公关人员唐·霍夫勒在1971 年《电子新闻》发表的系列文章中称之为“硅谷”的地方还差得很远。

现在俗称的“硅谷”是指旧金山海湾一片横跨五大郡县的区域，其成功的种子在 19 世纪末就已种下。其与风投相关的扩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的交汇：大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政府军费开支对高科技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强大的创新集群的形成创造了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以资助尚未成功的人、技术和产品。

“硅谷之父”

为了说明大学对于硅谷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把时间往回推，详述一下“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贡献。

“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

弗雷德里克·特曼于1922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利用 3 年时间从 MIT 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1941 年，特曼成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14 年后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在这些岗位上，他通过将科学与工程相结合，把学术界和当地公司联系在一起，制定了实现学术和实践双丰收的战略。特曼经常被认为是硅谷演变过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的行动并非没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励企业家参观校园，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学当时拮据的财务状况。但至关重要的是，他将资金筹集的需求与有效的大学战略相结合。

1937 年，他提出的大学应该拥有授予其研究人员的任何专利获得了大学董事会的同意。这非常重要，因为特曼坚信可以通过提供和分享空间实现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

那一年，拉塞尔·瓦里安和西格德·瓦里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开始了联合工作，工作成果后来成为雷达技术的基础。一起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学术伙伴威廉·汉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学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亲密同事，后者于 1952 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斯坦福大学提供空间和实验室用品并获得专利许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调管真空管专利，该专利用来产生用于机载雷达探测技术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学孵化了 20 世纪举足轻重的创新，并由此获得了大约 2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 1 800 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作为强调拉近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之间物理距离的延续，特曼将大学一部分未开发的土地指定为斯坦福工业园区，主要出租给电子和高科技公司。1953 年，瓦里安兄弟在那里开设了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是第一批入驻的公司之一。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资者之一）紧随其后。

截至 1961 年，超过 25 家公司入驻这片占地 650 英亩的园区，雇用了 1.1 万人，最终甚至东海岸的成熟企业，包括通用电气、伊士曼柯达、洛克希德和施乐，都在那里开设了分公司。（在施乐公司的案例中，这里就是被称为 PARC 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特曼于 1954 年启动了荣誉合作计划，该计划允许当地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直接选修一些研究生课程。到 1961 年，32 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学输送了超过 400 名员工。

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门洛帕克进一步扩展了斯坦福与工业企业共享空间的愿景。斯坦福研究所于 1946 年在此成立，网罗了大量以“可能与大学的传统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实用科学”和“协助西海岸企业”的教师。

在后特曼时代，大学领导人们继续发展了这种斯坦福大学和工业界相联系的强大而宝贵的传统。例如，在 1964 年，斯坦福说服了肖克利半导体的工程师开设一个新的集成电路实验室，并帮助学校将新技术融入技术课程。几年后，斯坦福大学扩大了“斯坦福工业附属计划”，该计划允许公司只交纳少量费用，就可以使用学术实验室、接触学生和教师、参加研究会议，以及进行特殊招聘活动。

对于这项联合附属计划中涌现的新发明，大学于 1969 年建立了许可办公室，帮助新产品商业化。即便是规模最小的科技公司也能够在讨论和改进技术想法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从 1975 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开始在大学的直线加速器中心举办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该俱乐部是初出茅庐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聚集场所，成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芬·沃兹尼亚克，他们想要展示他们最新的技术发明并分享他们的想法。

风投家强调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区域优势的重要性，因为“尽管MIT 和哈佛大学成就卓越，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波士顿在科技创业中心的竞争中已经输给了硅谷的半导体专家们”。回首这种地理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著名风投家阿瑟·洛克提出过一个理论：“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学家都在斯坦福大学周围成长起来了。在我看来，虽然存在些特例，但这主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他鼓励学生，特别是博士和博士后学生，组建公司并继续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当时，这在任何其他学校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发生在 MIT、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或任何一个优秀的工程院校。MIT 的人如果创办公司就会被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