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看主流政党如何应对极右翼势力崛起。

前几年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fD）刚兴起时，发展迅速，对德国政坛的冲击也很大。但是德国主流政党随后就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主流政党首先在内部形成共识，坚决拒绝和极右翼政党结盟，使极右翼政党失去在体制内做大的空间。

其次，即便AfD进入议会以后，主流政党也采取某种隔离措施，使其在议会中的影响始终有限，也无法通过议会这个平台再扩大到其他方面。这使得AfD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像意大利兄弟党那样成为主要的执政党。

此外，德国在应对极右翼挑战方面还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即主流政党超越左右分歧实现稳定的跨党派合作。比如默克尔时期的左右两大政党的大联合，这种合作意愿在抑制极右翼政党兴起的过程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而意大利现在就缺乏这种大联合，意大利左右政党间的分界非常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极右翼成长的过程中，如果左右之间不能达成共识来共同应对的话，那么极右翼就会不同程度地侵蚀到右翼内部。比如，这次梅洛尼的极右翼政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比较正宗的传统右翼政党，反而成为了极右翼的一个小兄弟。

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领导人吉米·奥克松 图源：IC photo

第二，要看现有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对极右翼政治势力产生反作用。

这次梅洛尼当选的过程，同样也是她和现有政治体制相互适应的过程。我们看到，她在选举过程中不断调整之前的一些政策和主张，进行软化或温和化处理。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以更大的优势赢得选举。这个过程也可以理解成意大利现有的选举体制在对她及其政党进行改造。

当然现在外界对梅洛尼政府仍有担心：她执政以后会不会又重新回到之前的那些政策主张中去，意大利会不会出现一个极右翼政府。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意大利议会就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来对政府的政策倾向形成有效的制约，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可以说意大利战后依赖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实践就是失败的。这是极右翼势力和现有政治体制之间相互博弈、适应和改造的复杂关系。

第三，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欧洲国家现在面临的普遍问题多大程度上能得到缓解，能否真正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短期内欧洲国家的内外矛盾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一些欧洲国家还会以极右翼政治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这股极右浪潮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

观察者网：不仅在欧洲，美国的极右力量也正在回潮，从政治光谱的边缘位置向主流靠近。可以说，整个西方世界都在面临“向右转”的挑战，传统的左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影响力走向衰落。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崔洪建：集体“向右转”是欧美共有的政治现象。近几年欧洲极右翼和美国反建制之间是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促进的，这在特朗普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

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给欧洲极右翼政党带来很大希望，他们认为美国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灯塔”尚且发生如此变化，证明了欧洲极右翼运动的合理性。当年特朗普当选后，法国的勒庞就曾放言“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法国”。换句话说，她认为特朗普能在美国执政，就预示着未来她也可以在法国执政。

另一方面，特朗普执政期间，他在政治立场上及政策上特别青睐欧洲的一些极右翼领导人。特朗普与他们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个人交往，这反过来也鼓舞了欧洲的这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

由于欧美之间在政治体制、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相似性，在极右翼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同频共振的现象。不过，两者表现的形式不同，极右翼在美国表现为共和或民主党内部的反建制运动，在欧洲则表现为传统或新兴的边缘极右翼政党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

因此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欧美政治在应对危机时都更倾向于寻求右倾、保守的解决方案。只要西方眼前的内外危机不能得到有效缓解，欧美保守的政治倾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地时间2022年8月2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这种态势会对全球化和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崔洪建：在早期的全球化过程中，欧美扮演了主要推手的角色，推动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资本和市场扩张。但当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逆全球化思潮就会通过右倾保守化的形式反映到欧美的政治层面上来。

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欧洲的勒庞或者梅洛尼，他们的一个主要政策倾向是相对一致的，都是强调自我利益的至高无上，以此来形成一种新的身份和政治认同。这种意识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并体现在经贸和外交政策上的话，就会对逆全球化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各国在全球化迅速发展阶段的主要共识是“合作共赢”，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但是现在极右翼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要重新界定不同人群、族群和国家之间的利益边界和范围。

不论是特朗普时期搞的的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还是欧盟出台的投资审查机制以及其他经贸限制措施，都是这种政治立场的一种体现。这些措施和他们代表的政策方向毫无疑问都是和之前的全球化相违背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甚至上台执政后，如果把政治主张转变为政策，会从根本上影响全球化的思想观念和经济基础，甚至可能会在一些国家出现对全球化的根本性逆转。如果各国都强调本国利益优先的话，会对现有的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很大冲击。

之前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经贸合作、共同市场、投资、人员往来等基础之上。而以极右翼为代表的政治保守倾向，强调更多的是边界要清晰，不仅是地理边界，还包括利益边界，只计算自身利益的账而不是共同发展的账。

这样下去就会助长国际关系中进行零和博弈的势力。如果抛弃合作共赢原则而放任零和博弈思维，会给当前的国际关系带来很大冲击，而且会加剧现在由于地缘冲突已经导致的国际关系碎片化态势。

另外，在这种所谓本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之下，各国间的合作关系有可能会迅速转变为相互竞争甚至对抗的关系。这种趋势如果不加以控制，也会从经济领域迅速向安全和军事领域蔓延，如此一来欧洲在一战或二战前夕的状况就可能重演，即各国实力竞争进入了一种无序失范状态，相互矛盾、竞争和冲突局面难以管控。这显然不是国际格局变化应有的方向。

（房佶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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