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需要供给侧改革，更需要需求侧改革，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第二个建议就是以结构性改革来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主持人给了我一份单子，是谈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劳动占比，这是个大问题，我想谈具体一点。

比如就业问题，我认为稳就业是稳收入的基础，稳就业是稳收入的当务之急。就业问题不能小视，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相当突出，不仅是某个年龄段群体的问题，而是个结构性问题。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数据是一季度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6.8%。是不是因为失业问题减少带来的改善，还是有别的原因，社会上对此有很多议论。

说到稳就业，现在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是稳企业，尤其是稳民营企业。我昨天也观察了一下，目前已关门的企业，尤其是服务型企业，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也不是一家两家。二是稳就业的核心在于稳中小企业。疫情三年来，中小企业面临很多难关，比如物业费交不起的问题，在这方面的政策应该说力度不够，所以产生了后面就业领域的一系列矛盾问题。

这就需要调整扩大就业的相关政策，有几点很重要。一是服务业占就业比重的问题，要出台扶持与服务业就业相关的政策。我们看到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后，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大幅下降，尤其是随着未来机器人的发展等，但服务业是大幅上升。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升也同时提高了服务价格。

我去年在香港用餐，100多港币的葡萄酒开瓶费每瓶就要500港币。也就是说，服务业就业拉动了服务价格的上涨，同时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水平。既然中国的整个经济结构在调整，我们要特别重视服务业就业对于就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的改变。

二是一定要重视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主体地位。

三是加大公共消费占比。公共消费既是居民安全消费的重要保障，也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根本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的公共消费占比还不到40%。尤其是我接触到的一些农村贫困家庭，对于现在医疗保险缴费涨到每人每年380元有意见，许多家庭是一家五六口人，都反映很困难。这是个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

第三个建议简单来说，就是以结构性改革来破解城市和农村的结构性矛盾。我在2008年提出来，要让“农民工”这个身份成为历史，到现在也没实现。大家算一下，如果让3亿农民工真正享受市民的待遇，释放他们的消费潜力，那么至少会带来12万亿人民币的消费总量。

10年前，国务院就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希望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能不能提出这方面的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全面支持实行居住证制度，真正改变我国社会的二元户籍制度。最后是要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第四个建议，最后讲一讲加快结构性改革、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进程。我想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同制造业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加快服务业开放以后，这些年总体的进展比较快，但是总体来说距离实现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首先，目前市场开放的空间相当大。其次，服务业市场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制度型开放提出要求，为什么要搞制度型开放？搞标准规则管理，这些都是服务贸易的规则要求，都是老百姓服务型消费的需求，也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需求。

最后，我们要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制度型变革，这件事情也特别重要。今年是中国消费大发展的一年。着眼于未来10年，我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我们的消费结构改革本身能拉动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如果搞得好，将会推动制造业的变革，推动整个经济大结构的变革。所以，以结构性改革来释放消费结构潜力，我认为应该成为接下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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