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卓】

7月20日，数万名印度青年响应“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号召，从新德里简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向议会进发，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为医学入学考试（NEET）泄题事件辞职。此后，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至24日，多个邦相继爆发示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警民冲突。

直到25日，普拉丹才宣布辞职，并在辞呈中将原因归结为维护青年利益与国家团结、防止“反国家势力”利用局势。“蟑螂党”随后宣布结束抗议，政府承诺不追究示威者责任。

该事件成为莫迪执政12年来遭遇的最严重政治挫折之一。政府的拖延和镇压推动抗议走向全国，最终迫使莫迪公开退让。这场失败首先暴露的，是印度经济增长已无力继续承载青年对未来的期待。

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坎特（Surya Kant）在一次庭审中将失业青年比作蟑螂，言论引发网络声讨，促使迪普克（Abhijeet Dipke）在网络建立恶搞政党“蟑螂人民党”。图为迪普克。 图源：美联社

一、承诺到了兑现期

近两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青年运动明显增多。孟加拉国2024年的学生运动从公务员配额争议迅速升级，推翻了执政十五年的哈西娜（Sheikh Hasina）政府；尼泊尔2025年的青年抗议导致总理奥利（K. P. Sharma Oli）辞职；印度尼西亚在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上台后同样持续发生青年示威。这些青年都要求国家兑现发展承诺，长期被未来预期压住的不满由此集中爆发。

过去十多年，多国政府不断许诺产业升级，家庭据此增加教育投入，青年也愿意将面临的激烈竞争理解为通往更好生活的代价。如今，接受承诺的人已经毕业。世界银行估计，未来十年将有12亿发展中国家青年达到工作年龄，但高质量就业岗位增长远远赶不上这一规模。这也解释了矛盾为何集中在最近几年爆发。

印尼2025年“黑暗印度尼西亚”（Dark Indonesia）抗议发生时，学生担心预算调整会损害个人前途；孟加拉国青年反对将大量公务员职位保留给独立战争功臣后代；尼泊尔青年则将怒火指向炫耀特权的政客子女。青年的不满各有不同，但判断越来越接近：国家许诺未来，可旧有权力关系仍决定发展红利如何分配。

试想，一个刚满18岁的印度青年，在莫迪上台时只有6岁。这一代人从“新印度”听到“发达印度”（Viksit Bharat），求学和就业的全部经历都发生在莫迪时代。在他们眼中，印人党已从挑战旧秩序的力量，变成必须为现实结果负责的既得利益政府。莫迪过去将问题归咎于国大党，并利用针对国大党等的反现任情绪赢得选举，如今反现任情绪开始转向他本人。

7月20日，印度新德里，“蟑螂人民党”支持者高呼反政府口号，向印度议会行进，要求教育部长辞职。 图源：视觉中国

二、莫迪输在哪里

普拉丹辞职让街头抗议暂时降温，也坐实了莫迪政府对局势的误判。

莫迪的政治权威建立在经济发展承诺之上，如今这一承诺正失去效力。然而，印度政府起初仍把抗议当作可以压下去的局部风波，最终将考试丑闻拖成全国性政治危机。

这场危机，首先说明，莫迪的经济发展方针无力吸纳大量受过教育的印度青年。

第一，印度政府长期以高速增长、产业升级、“发达印度”许诺未来，结果却是学历扩张远快于体面岗位增长。25岁以下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接近40%。经济总量仍在增加，但能改变家庭处境的稳定职位并未同步出现。

一方面，过去最受中产家庭信任的IT行业开始失去稳定性。2026年6月，印度IT招聘下降3%，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此前裁减超过1.2万人。新机会集中于少数高技能人才，普通毕业生赖以入行的基础岗位却遭受冲击。原本最体面的职业选择，正变成一场由家庭承担风险的赌博。

另一方面，海外出路也无法再为国内就业结构兜底。

中东战事与多国移民政策收紧，压缩了印度青年在海外寻找机会的空间。部分海湾劳工返乡后已无法重返原有岗位，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强移民管控——2025年，美国平均每22分钟便截获一名非法入境的印度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莫迪最引以为傲的“发展样板”古吉拉特邦，竟也是非法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当经济增长无法扩大青年上升机会，考试公平就成了国家发展承诺最后的信用。一旦这层信用坍塌，泄题引发的愤怒便会越过考生群体，击中每一个仍在等待机会的普通年轻人。

此外可以看到，印人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在人事问责上的协调迟滞，拖慢了政府止损进程。

实际上，青年不满很早就传入RSS体系内部。RSS附属的全印学生联合会（ABVP）此前已对NEET泄题表示“严重关切”，要求中央机构限时、公正调查，随后又组织了对国家考试署（NTA）的抗议。政权内部清楚问题的分量，但真正卡住的是普拉丹的去留。

普拉丹早年出身ABVP，2014年以来连续入阁，又被外界视为印度内政部长沙阿（Amit Shah）派系的重要人物。撤换普拉丹，意味着莫迪和沙阿需承认此前的保护失当，RSS也要接受自己一手带大的政治人物被街头压力赶下台，双方因此都不愿轻易认输。

被赶下台的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 资料图

从时间线看，普拉丹7月20日还同沙阿进行了数小时密谈。当晚，政府仍判断抗议正在失去势头，断言他不会辞职。至24日下午，政府还公开表示“与部长站在一起”。不过，就在同一天，RSS最高领袖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公开批评称，面对新一代青年需要解释、沟通和争取共识，不能继续依靠命令。政府在巴格瓦特表态后迅速转向，普拉丹第二天即宣布辞职——RSS最高领袖的表态推动莫迪和沙阿最终忍痛切割。

第三，毫无疑问，在这场危机中，莫迪自己也误判了政权的稳固程度。

第四，印人党不断扩大的全国政治版图，让他产生自身权威依然稳如泰山的幻觉，也遮蔽了青年中迅速积累的反现任情绪。他仍把青年视为可以靠福利承诺和拖延安抚的“孩子”。印度政治分析师DK·辛格（D. K. Singh）将这种傲慢概括为：“我是你们的恩人……别问问题。我们知道什么对你们好。”在这种心态下，政府又把抗议归咎于反对党和外国势力，企图将考试问责转化成阵营对抗。

此外，以绝食声援抗议的社会活动人士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结束26天绝食，也被政府当成运动即将退潮的信号。然而，这场运动由考试公平这一共同诉求维系，且许多参加者原本就是莫迪和印人党的支持者，并不依赖某位领袖的号召。当抗议继续向全国扩散，政权才认识到保护普拉丹已无法显示强硬，只会把部长责任推向总理。

普拉丹是莫迪执政12年来首位因公众压力辞职的内阁部长。莫迪过去拒绝这样换人，因为部长一旦被问责，责任就会追到总理。政治强人的权威建立在从不低头的基础上。如今莫迪被迫退让，说明局势已超出控制，也使这场抗议成为其任内最大的政治挫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