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菲律宾支持、参与并扮演特殊角色的多个小多边安全机制在很大程度是为其南海权利主张和海上单边行动寻找可以掣肘（不是制衡）中国的力量。

菲律宾国内对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存在明显的争论，其中支持外部制衡的观点又分化为依靠美国和联合其他国家两大类。除了依赖美国提供安全支持外，小马科斯政府奉行比其前任更加多元的“联合策略”，逐步升级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及越南等南海区域内外国家的安全关系，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安全机制。

菲律宾一直把南海问题作为强化同域内外国家的双边安全关系和加入部分小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要着力点，但菲律宾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安全战略协调明显是为抵消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优势。

菲律宾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围绕南海问题的政策协调与安全合作都在一定程度设置了“应对中国挑战”这一前提，特别是美国、菲律宾和日本、澳大利亚的南海联合巡航带有强烈的遏制中国的色彩。但菲律宾的“抵消战略”破坏了中菲围绕南海问题原有的互动结构，也对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中菲南海互动走向何方？

中菲围绕海上有关争议的互动可以按照合作与互信的水平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双方以直接对话的形式，就海上争端提出解决方案及实施路径。第二个层次是推进旨在解决双方争端的谈判，并开展紧密的海上务实合作。第三个层次是管控彼此分歧，防止危机和矛盾升级。第四个层次是海上、外交、法律、舆论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全面对峙状态。2023年以来，小马科斯政府事实上给中菲涉南海的争议进行了降级处理。

目前，两国围绕海上争议的互动事实上是从杜特尔特政府时期的海上务实合作和互信积累降级到了危机与分歧管控，甚至最糟糕时处于“全面对峙状态”。

经历了阿基诺三世政府的破坏，中菲关系在2016年事实上跌入了谷底，双方围绕南海争议的对话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彼此互信也荡然无存。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对仲裁裁决做了“冷处理”，同时通过彼此默契和君子协定排除了黄岩岛、仁爱礁及铁线礁等冲突的引爆点，这为双方管控潜在危机和修复互信奠定了基础。

杜特尔特执政期间，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不仅为提升两国政治互信夯实了基础，同时也给双方就彼此争议从冲突对峙导向对话协商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双方围绕渔业、联合执法、油气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及合作实践。

小马科斯上台后，中菲对话机制虽然存续，且丰富了海上沟通渠道的制度性安排，但这些机制的功能从推进合作、提升互信、探讨争端解决的路径降为防控危机发生。同时，中菲海警之间的沟通热线也因菲律宾单方面决策而中断。此外，中菲之间的海上务实合作项目也无一幸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菲围绕南海问题的争论总是起起伏伏，只是在当代的环境下，双方的矛盾和分歧被新媒体、自媒体、互联网不断放大，同时也因为美国历史上从未曾像今天这样重视南海和利用菲律宾牵制中国，菲律宾历届政府也从来没有像小马科斯政府这样迫切需要利用南海问题来施行他的内政外交。

从这个层面看，中菲在南海的矛盾和较量都是前所未见。但是，这并不代表两国的矛盾就无法化解，中菲关系中的“南海因素”就永远挥之不去。

2023年2月到2024年8月，在这短短的18个月时间里，中菲在海上的矛盾实质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进攻性举措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境地。随着双方矛盾充分暴露，中菲关系经历了一段艰难期，但这也为两国修补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漏洞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以后的菲律宾政府必须思考“国家利益”和“政治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充分评估海上矛盾激化带来的利与弊，特别是必须重新评估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南海政策站队撑腰。

不管是政治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考量，除了恢复对话与合作轨道，菲律宾已经无路可走，进攻性的南海政策不可持续。这一判断并非一厢情愿，也不是拍脑袋的想象，当下地区和海上形势的发展都已经指向这一结论。

第一，美国希望菲律宾保持一个“搅局者”的角色，但同时也担心菲律宾会成为地区冲突，特别是中美“摊牌”的“导火索”。

菲律宾在南海的进攻性政策一旦过度刺激中国诉诸“底线战略”，则将触及美国在印太的战略全局。

美国虽然希望菲律宾能成为对中国强加成本、牵制中国周边外交布局的“代理人”，但对中美在印太地区进行一场规模性的冲突，并无十足胜算。除了美国将给菲律宾施加压力外，小马科斯本人及其决策团队也必须对美国无法直接介入南海冲突、最多提供武器和情报等其他援助的安保支持做出全面判断，同时对一旦激怒美国将面对“孤立无援”的情况，也必须做出应有的研判。

2023年4月11日，在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城，民众参加集会活动，抗议菲律宾和美国军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和美国军方当天在菲首都马尼拉启动为期18天的2023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新华社

第二，菲律宾在南海的“渐进式”策略已经不再奏效，所谓“透明度计划”也已处于边际效益递减的状态。

菲律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渐进式的策略，在南海进行领土和海域的扩张，这也是试探中国底线的过程。从2023年以后的表现看，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明确且坚定的决心，对菲律宾的步步紧逼也不会继续忍让。同样，菲律宾试图通过认知战对中国施压，但2024年以来中国围绕南海的认知战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及国际社会对菲律宾的欺骗和撒谎也已经产生了“认知疲劳”，因此菲律宾将逐渐意识到这些灰色地带策略将慢慢失去效果。

第三，中国在海上坚定的维权决心使得菲律宾海上行动“得不偿失”。

菲律宾虽然通过海上行动向中国施加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但其海上行动的成本及效率都明显下降，代价和收益之间显然无法相提并论。

因此，有理由做出这样的预判：中菲围绕南海争议的互动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震荡之后，将慢慢转入小幅波动的相对稳定阶段。中菲之间在海上的结构性矛盾有三个方面：主张冲突、民族情绪对立、仲裁裁决，这些矛盾在短期内并无有效的解决路径，未来围绕热点地区、热点问题的冲突还将继续。但是今天中菲海上争斗的经验无疑将为未来两国的对话与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

未来中菲围绕南海的互动将走向这样一种常态：在争议地区共同存在，外交上对话与舌战并存，法律上水火不容，舆论和认知战针锋相对。两国将处于持续“边谈、边斗”的状态，杜特尔特政府时期中菲海上合作的时代已经回不去了，而相持不下的对峙也将成为过去式，大概率长期维持在第三个层次，即双方不得不为了管控彼此分歧和海上潜藏危机费尽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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