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放下心魔，是解开南海安全困局的关键

2010年以后，脱身于全球反恐的美国需要寻找新的战略目标，而“亚太再平衡”战略让美国找到了新的对手——中国，并在南海找到中国安全挑战的“实锤”。随后，美国成功将南海塑造为印太战略的抓手，但离其标榜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越来越远。

2012年以后，美国就一直在将南海战略清晰化，包括竭力向中国及地区内外的盟友与伙伴澄清美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战术利益、可诉诸的手段等，借此企图达到两个目的：威慑中国，安抚盟友和伙伴。

但事实上，美国是陷入了自己创设的“幻境”而无法自拔。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从未弄清：在南海，反对中国什么？自己设想的南海战略能实现吗？

中国似乎从不曾像美国预想的那样要控制南海。美国战略界早有研判，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于战争时期只是美军的“靶子”。中国对于美军舰船几次三番非法闯入内水和领海或岛礁周围12海里海域范围，以及B52轰炸机飞抵中国广州近海等种种挑衅行动的克制，美国的战略界其实已经判断中国尚无建立所谓“区域霸权”的战略意愿。

美国深知中国在南海不可退让的权利与利益诉求。自2010年美国就确信了，南海关系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美国倾向用“核心利益”来界定中国在南海的主张，这意味着中国没有退让的可能。美国朝野非常清楚，无法也不可能动摇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及利益的决心。

2022年11月，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表示，2023年美国将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斥资6650万美元，在菲律宾建设3处军事设施。

可见，美国围绕南海战略设计的本质是其一己私利和“心魔”作祟。美国幻想中国会控制南海，进而挑战其对地区秩序的支配地位，同时又寄望于通过威慑行动来塑造中国按照自己设想的轨道行事。这些都表明，解开南海安全形势发展的症结关键在于消除美国的“心中的魔鬼”。

对此，中美在南海除了战术层面的危机管控机制，还需要围绕未来区域权力秩序安排的战略沟通渠道。中美在南海的战略较量一直按各自“轨道”展开，美国在维护自己主导权的同时患上 “中国迫害妄想症”，反之，美国在南海咄咄逼人的政策行动也让中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维护自身权益和区域稳定的压力。

中美在南海“各说各话”局面并非两国缺少坦诚布公的对话，而在于双方对未来区域权力结构安排的疑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彼此的不信任。因此，中美除了健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规则之外，更需要两国的顶层沟通渠道，并围绕未来南海的权力分配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安排。

争端国在南海的经济利益分配需要新的共识与机制。权利主张、政治诉求、经济利益、公共责任共同构成了各相关方之间在南海较量的全副图景。权利主张与政治诉求贯穿南海形势发展的始末，也是海上相关争议的实质，但从油气勘探到渔业资源开发等经济利益则是近十年来引发海上冲突的最主要因素。以海上共同开发的方式，促进经济利益合理分配，对于管控海上形势迫在眉睫。

区域保护与治理的公共责任应被置于优先议事日程。南海区域治理长期面临有关国家“只索取、不付出”“只开发、不保护”的困扰，生物多样性退化、海洋微塑料垃圾污染、渔业资源枯竭、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频发等状况对沿岸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却少有人问津。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把公共责任提上议事日程并置于优先位置，一方面引导有关争端方把注意力集中到区域保护，另一方面也减少因“争先开发”而加剧海上冲突。

今天，南海在印太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显然有别于十年前，已成为与印太地缘秩序变革紧密挂钩的一部分。从系统的方法论来看，印太地区愈演愈烈的大国权力竞争影响着南海区域内外各方的行为方式和政策选择，从而又反过来加速权力竞争与冲突。基于还原主义的分析方法，中、美、日、越、菲等各方都在校准自己在南海的身份定位与利益范畴，为了各自国家利益不断变换南海政策，又再次反过来作用于南海及印太局势。正因如此，南海与台海、东海的联动式发展在过去十年内越来越明显。

海洋是资源宝库、发展空间，也是大国权力的主要来源。军事技术更新迭代改变了海洋权力的产生方式，但改变不了海洋权力作为权力秩序头等要素的本质。

印太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同时汇集了美中等主要大国，因此不得不承受大国之间的摩擦碰撞，注定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而南海连接着印度洋和太平洋，是东西方文明经贸交流的重要通道，理所当然是“中心的中心”。拜登政府坦言，不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调整以印太为中心的全球战略布局，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现实。

审视今时的南海，更应从地区和全球的视角，而绝不能再简单地就海上争议讨论安全形势。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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