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出现过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因为朴正熙的籍贯在龟尾，所以韩国人给龟尾起了一个外号叫“朴正熙格勒”，龟尾前任市长每年都会举办朴正熙诞辰节，公开演讲时直呼“朴正熙大总统是半神半人的伟大存在”，以至于韩国政坛有了“半神半人”的梗。但是，就在龟尾这么右的地方，上一次地方选举中，选出了一个民主党市长。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龟尾的年轻人确实变多了，人口构成更复杂，二是上一任市长除了纪念朴正熙之外，民众想不出其他做了什么，任期表现实在太差；他可能愿意拿100亿韩元建一个朴正熙公园，却连市政府公共厕所的手纸都供应不起。要知道，龟尾作为一个传统工业城市，同时又转型成功，不会缺预算，最后却出现这样的情况。

再比如，朴槿惠执政时期力推“创造经济”政策，当然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创造经济”究竟是什么；当时，政府还要求每个省都要设立孵化器，“创造经济革新中心”，各省再找大企业撑腰。大邱就是韩国首个建立“创造经济革新中心”的地方，背后大企业主是三星，三星为该中心拿出一块土地，而这块地就是三星第一代创业主李秉喆开办三星商会的地方。李秉喆是庆尚北道人，最早创办三星商会是做粮油生意。这也是为什么朴槿惠“闺蜜干政门”爆发，三星也上了热搜。原因就是，明明没人知道创造经济究竟是什么，三星为何还如此大献殷勤。

大邱“创造经济革新中心”揭幕时，三星的李在镕和朴槿惠一起参加开幕式，此间两人单独会面半小时。后来在“闺蜜干政”调查过程中，有国会议员问李在镕到底和朴槿惠聊了什么？李在镕回答称，朴槿惠是向他介绍创造经济；这位议员说了一句话，令全场大笑，连李在镕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朴槿惠的脑子根本没有办法以创造经济为话题谈半个小时！”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和三星电子董事李在镕 图自韩民族日报

整体而言，庆尚北道、以大邱为中心这一带，政治光谱仍然偏右，这是历史渊源造成的。韩国的政治体制有几个很明显的特征或者说弊端，前面提到的地方政治完全割裂，是其中一点；另一点则是有太多盲目崇拜的追随者，无论是文在寅阵营还是朴槿惠阵营。在韩国，有一个政治口号，“脑袋被打碎了，也是文在寅。”起初是中性词，，但随着文在寅执政，很多政策出现争议，这个标语也成为贬义词，一些反对者以此嘲讽文在寅支持者是“脑碎文”。同理，“亲朴”也是贬义词。

所以，当初大邱成为韩国疫情震中时，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不能封城？我想，只要了解了上述情况，就能明白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旦封锁大邱，相当于把为周边工业城市提供后勤保障的地方给封了，时间一长，足以导致韩国整体经济出现大停滞。韩国无非就是四大支柱产业，芯片、电子、汽车、造船，最多再算上钢铁。除了造船业，主要分布在靠海的庆尚南道以及蔚山一小部分，其他都在大邱附近。在这次疫情中也可以看到，虽然大邱出现大规模确诊，但现代汽车蔚山工厂、LG龟尾工厂都出现停产；高铁通车以后，这些城市之间，最快15分钟就能达到，人员流动极其密集活跃。

另外，从工业技术角度来讲，尤其是芯片行业很难停产。几年前，三星在京畿道的一个工厂，因为临时停电5分钟，损失10亿韩元，虽然芯片业主要是自动化生产，对人工依赖不大，但是一旦停产，损失就特别大，因为不只是停产本身带来的损失，还包括复产之后的不良率提升，导致间接成本很高，所以企业不希望停工停产。

再者，如果大企业停产，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怎么办？中小企业停产，很可能面临生存难关，而大企业完全可以找到另一个供应商。所以这些企业都没法停工，除非工厂出现确诊患者，因为这是韩国政府有明确规定的。现代汽车就同时遇到两种状况：一是有供应商确诊，零部件无法供应，导致其一部分生产线停产，二是蔚山工厂有员工确诊，最终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员工以及和他同时当班的其他生产线员工全部隔离。

此前，中国工厂逐步复工，对韩国本土的零部件供应有所缓和，但仍面临交通物流管制问题，中韩之间的航班数量一度降至往常的20%，快递物流速度也变慢。 所以，现代汽车曾四处面谈，辗转于中韩各部门，韩国的产业部，中国的商务部，中国驻韩使馆经商处，中国地方政府等等，并自费给零部件供应商提供口罩等防疫物资，希望可以让自己的工厂能够早点恢复供应链。

韩国东大邱站 图自维基百科

文章开头提到，大邱之于韩国，就像武汉之于中国，这不仅体现在疫情爆发上，还体现在地理要道上。当初武汉疫情大规模扩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大邱也是如此。在韩国高铁体系中，70%的发车量集中在京釜线；在京釜高速上，大邱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再者韩国高铁不像中国，中国太大了，在京沪高铁线上的高铁不一定跑完全程，但韩国所有高铁几乎都跑完全程，只是中间停靠车站可能不太一样，但大邱是所有车辆都会停靠的地方；而且大邱又有分支线，中转到其他地方，比如浦项；对几大工业城市而言，大邱就是枢纽中转地，一旦封锁，这些城市怎么办？如果看过电影《釜山行》的话，大家应该会有印象，其中一个场景就是在“东大邱站”，车站非常大，停有很多备用列车。

图自韩巢网

所以，且不论韩国政府从政策上能不能封，在现实层面上也不允许。韩国支柱产业对这些工业城市的依赖度高达七成，境内至少40%的汽车零部件厂在大邱周边，大邱封城，就像韩国经济大动脉被切断，可能意味着韩国支柱产业的崩溃。

当然，文在寅政府不会轻易封城，还有一个政治因素，即4月15日的韩国国会大选，这对执政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然，现在文在寅顺利拿下此次大选。但是就选举前，尤其是韩国确诊人数急速上升时期，一些政治热衷者已经抛出争议话题——大邱疫情大规模爆发，到底是中央政府的责任还是大邱政府的责任？毕竟，大邱市政府、庆尚北道政府还是在野党地盘。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后，文在寅政府迅速进行检测，确诊人数直线上升，也让外界感慨防疫如此硬刚。当年，朴槿惠时期，韩国经历“MERS”，政府被抨击的最大问题是不透明，所以现在文在寅要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过去政府有所不同。

其中，颇受外界肯定的是，韩国部分地方政府自2月26日起，开通“得来速”（drive-throug）免下车快速病毒测试，几个小时便可知检测结果，扩大民间病毒检测规模；截至4月8日，韩国进行了超过48万次病毒检测。同时，韩国政府利用大数据，收集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行踪记录进行流行病学追踪，比如信用卡记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时间及地点等等。这项措施的法律基础是韩国政府在MERS之后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修法容许政府能够在国家应对紧急危机时收集民众手机号码、信用卡等个人资料。

自2月最后一周的疫情高峰起，仅经过两星期，韩国单日增加确诊数字已回落至双位数，3月14日韩国单日新增76人。

由于确诊病人大都迅速隔离，全国医院可以腾出足够病床数，让重症病人得到治疗，大大降低病死率，目前韩国的新冠肺炎病死率大约控制在1至2%。

文在寅政府在短短数周内转危为机，同时又有欧美各国的“同行对比”，据Realmeter在3月26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回升至52.5%，创下2018年1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当然，不管文在寅当机立断的举措对错与否，在他任内出现大规模感染，总归是有责任的，问题只是在于多大。

眼下，全球疫情大流行仍无法看到尽头，人们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已经缓和下来的地方是否会面临反扑。政治家们或是如履薄冰，或是全面甩锅，一场疫情看尽人间百态。当然，除了疫情还有经济，疫后时代世界潮流会走向何方，仍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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