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丰泽】

今年10月，我因为参加某中非贸促会，赴马里进行商务考察，带队的是一名马里人穆萨（化名）。他今年32岁，在中国上了12年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汉语说得比一大半的中国人还溜，目前在该贸促会从事贸易和联络工作。

途中有一段行程，我需要独自前往马里偏北部的塞古地区进行水利设施的考察，并与当地政府部门洽谈业务，而穆萨有其他公务要忙，他便给我配了一名翻译，名叫埃米尔（化名）。

埃米尔今年38岁，是穆萨的硕士同学，他们一起在云南的一所高校学习中文。埃米尔如今在中国一所985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在马里的孔子学院任教，教授综合汉语和汉语口语两门课程；预计明年将回中国进行博士答辩，如果一切顺利，他明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了。

在这一路上，我与他们二人进行了许多交谈，关于马里的内战、马里未来经济的走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以及对许多社会生活琐事的看法。他们的思想与我们往常对非洲高级知识分子的想象颇有不同，但却很能反映当地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潮。在此整理，仅供参考。

社会生活

先来简单介绍下马里：首先，这个位于西非的内陆国，经济较为落后，2023年的人均GDP仅为894美元。其次，马里的生育率非常高，总和生育率高达5.8。信仰方面，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法语和本民族的班巴拉语是马里的通用语言，而英语的普及率较低。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马里北部一直战乱不息，给马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到最近两年才稍有平息。

马里巴贡迪的一个营地中，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坐在帐篷前。联合国网站

埃米尔出生在位于马里东南部城市锡卡索的一个普通中产家庭，家里四个孩子，他是大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性格内向的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因为在中国上学上得太久，回来之后又当中文老师，他整个人的思维方式都更像是中国人了。

在给我翻译之前，埃米尔会明显有些紧张，提前问我接下来会涉及到的专业词汇有哪些，他好做准备。这与我所认识的自由随性的非洲人有很大不同。事实上，他的中文水平还不错，翻译得很好。偶然有不理解的单词，我给他耐心解释一下，他也就理解了。

闲聊的时候，他会跟我抱怨在中国读博和生活期间的种种压力和琐事，那些内容与一个典型的中国博士别无二致。比如他跟我说，在中国读博想要毕业越来越难了，每年的论文要求都比上一年更高，论文送审的审稿人数量也越来越多。他感觉压力太大，所以回国休息一年，一边做老师，一边陪陪家人，偶尔有中国企业过来考察时做做翻译，贴补家用。

埃米尔的专业是中文教学，他的博士课题是《如何直接用班巴拉语进行中文教学》。由于马里人更习惯于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班巴拉语，所以在现实的汉语教学中，当遇到不好解释的词汇时，需要先翻译成法语，再用班巴拉语解释，但这可能会造成语言的失真。他在研究如何直接通过班巴拉语诠释汉语，去掉法语这个赚差价的“中间商”。

埃米尔的太太是他孔子学院的学生，他们只生了一个男孩，今年六岁。算下来，这唯一的孩子是埃米尔32岁那年出生的，简直是教科书一般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我问他打算要几个孩子，他又是一肚子的苦水，大意就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要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起点，那就要花很多钱。所以就不能生太多，生这一个就有点压力了。他还说，打算把媳妇也送去中国留学，回来好找更好的工作。这样一来，要二胎的事情就更遥遥无期了。

听他讲到这里，我恍惚间好像回到了五道口，听我那群高收入的海淀家长同学抱怨北京的育儿成本太高。人在极度无奈的时候会笑一下，我问道：“马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像你这样想的吗？”

他说，当然因人而异，不过他身边和他一样高学历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如此，只有一两个小孩，甚至还有丁克的。后来我又问了穆萨相同的问题，32岁的穆萨有两个小孩，也是六岁，是一对双胞胎。他倒是没有像埃米尔这样坚定地只生一个，但是也没有狂热地想要多子多福，只是表示顺其自然。

前文提到，马里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8，也就是说，去掉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马里普通人，平均每对夫妇要生育六个孩子甚至更多。

我不得不感慨，不论在哪个国家，受教育都是最高效的节育手段。越是受教育水平低，生活条件不佳的农民、原始部落人口，生育率越高。而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反而越是觉得钱不够花，进而主动地节制生育。这个规律，不仅仅是中国如此，也不仅仅是在发达国家如此，非洲国家也是这样。

埃米尔说，就算有了钱，他也不会考虑再多要几个小孩，而是会尽可能地提高一家人的生活质量，送他的小孩“往上走”。他同时也讲到了他锡卡索老家种地的一个同龄人，生了整整九个小孩，都是男孩。经济与生育率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就这么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

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和埃米尔还聊到了关于饮食习惯的问题。我们一起去的塞古市比较偏僻，没有中餐厅，埃米尔担心我吃不习惯。其实我还好，因为之前在非洲生活过几年，我对非洲饮食非常适应。其实从营养均衡和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认为非洲的饮食还不错，一方面蛋白质比例高，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落后，食物里的“科技与狠活”比较少，吃着放心。

马里的街头路透社

埃米尔说，基本上每次和那些中国老板一起出来做翻译，被抱怨最多的就是非洲饮食。每到一处，都要大声抱怨非洲饮食如何不行，不如中餐，并且宣称要在这个地方开中餐馆。但是人家是老板，花钱雇他，他也不好说什么。

换位思考一下，我非常能够理解埃米尔的心情。假如一个白人老头来中国，每天吃饭都要抱怨中餐如何如何低档难吃，不如他老家的干巴面包配黄油，作为中国人，我肯定也会十分窝火。

不过埃米尔也说，在中国生活久了，他个人更喜欢吃中餐，因为比较清淡，蔬菜比例高，感觉对健康有好处。

他认为我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比较有修养，所以才没有挑剔非洲饮食。我说不是的，我是确实爱吃。

埃米尔还跟我介绍了马里的学制。在义务教育阶段，马里跟我们一样，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与中国不同的是，马里的大学只有3年。只要学习不是太糟糕，高中能够在5年之内毕业的话，那么大学也是免费的。不过，大学只有大城市才有，而且没有宿舍，所以许多学生因为负担不起房租，被迫放弃读大学。由于大学学历的贬值，马里的大学生很难找得到工作，要想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就只能读研，而研究生学制两年的学费对于普通马里家庭而言也是难以负担的。

与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同，包括马里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并非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知识分子非常稀缺，有个大学学历就可以随便找工作了。相反，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罕见。

非洲的教育发展太快，而由于工商业发展缓慢导致了工作岗位稀缺，这就造成学历贬值，高学历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另外，由于高校数量扩张过快，教育的质量也跟不上，实际的大学生素质远满足不了社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