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在基层表现如何

观察者网：现在各地都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展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您觉得在基层应如何扎实地进行相关教育工作，而不使之流于形式？

曹东勃：我觉得这是非常及时的一次主题教育。实际上在将近两年前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到要开展这个主题教育了，十九大报告的主题中就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几个字。这次主题教育明确提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这是颇有深意的。今年六月，在我挂职结束前，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邀我讲点体会。我当时刚刚读完《习近平在正定》这本书，就结合读后感想，谈了点体会。实际上，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做到既要干净，又要担当。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排居中），临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图片来源：新华网）

既要干净，又要担当，是中国共产党在其98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征程中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如何在执政条件下保持革命本色，毛泽东同志尖锐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改革开放新时期，“三落三起”的小平同志复出伊始便郑重宣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则以他厚重的人生阅历和从政实践，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里，作为大队书记，带领村民们发展生产、改天换地，建造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知青，临走的时候留下热泪，因为他牵挂着乡亲们，想带着乡亲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正定县的三年奋斗岁月中，作为县委书记，他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半城郊型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当时《河北青年》杂志记者周伟思曾在采访这位30岁的年轻县委书记时，开门见山地抛出一个敏感问题：“你为什么放弃北京机关里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习近平回顾了他的插队生活。他说自己忘不了那七年中看到的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重下基层去“接地气”的渴望越发强烈。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

正因为有这股子信念和底气，他敢于为民请命、以人民为中心，协调上级部门减免掉2800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甩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他敢于顶住压力不搞“一刀切”，采用先试点示范、再逐步推开的方式改造“连茅圈”，避免运动式治理带来的后遗症；他敢于推出“六项规定”，向官衙作风和形式主义开刀，推行“无会日”，把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

这份从梁家河到正定县的初心和热血、从大队书记到县委书记的使命与担当，一直延续着、贯穿于此后的各个阶段，也为今天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这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树立了标杆。今天的乡镇干部，能否像当年的大队书记习近平带领社员建沼气池那样，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废寝忘食、身先士卒？今天的书记、县长，能否像当年的县委书记习近平为了引进人才而求贤若渴、大半夜跑到外省城市去拜访专家，寻访不到就带着秘书在小区里高喊名字，直至找到为止？今天的基层干部，面对“厕所革命”等可能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一刀切等运动式治理的问题时，能否有当年的习书记面对“连茅圈”治理时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面对文山会海、请吃应酬等不胜其烦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怪象时，能否有当年的习书记坚决治理官衙主义、给基层减负的决心？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次主题教育应当攻克的地方。

观察者网：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当“选调生”，在您的工作中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您觉得选调生越来越热的原因是什么？

曹东勃：最近这些年，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到基层工作或从事志愿服务的平台和选择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件好事。我此前专门谈过“三下乡≠上山下乡”，除了本科毕业后选择报名“研究生支教团”这种到西部边远地区支教一年的形式（结束后回校读研），还可以选择报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方式，直接到西部基层政府或事业单位志愿服务一到两年，这带有准就业的性质，结束后可能留在当地，也可能另去他处。但无论怎样，这两种方式，都会在一个青年的成长过程中留下宝贵的人生阅历和经验。

选调生的历史比研支团还要早一点，而且不局限于西部、边远、基层范围，理论上讲，参加者也可能被选调到城市甚至省城的政府机关中工作。只不过，近些年来从上到下更加重视基层，所以一般情况也都是要先把选调生放到基层岗位锻炼一段时间，再根据具体表现决定后续的去向。

无论是报考选调生、西部计划还是支教团，都是学生个人的自主选择，无可厚非。我也遇到一些同学会在这些人生选择的问题上跟我交流，究竟要不要先去乡镇？将来回来的话，究竟要回A单位好，还是B单位好？我都会帮他们客观分析。我觉得这些考量都无伤大雅。最重要的是，个人确实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国家确实培养和拣选了人才，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那就可以了。

观察者网：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常能看到一些90后挂职县长上新闻。而有一些公众也会质疑，这么年轻能做好工作吗？对于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曹东勃：我注意到一些报道了。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助于某种特权，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抑或表面上经过了合法程序但事实上经不起深究的，这类例子有不少报道其实也已经有了后续的处理结果，这里不去讨论。

被提前免职的90后副县长杨沁 图自网络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在认识上形成对这种世代的观念，其实时间并不算长。80后可能是这样被指称（或指摘）的第一代人，当然一旦人们开始接受这种分类方式，不仅会向后延伸，也会向前追溯到70后、60后等等。

但是一方面人们会大惊小怪，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就惊叹“英雄出少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再没人说80后是“小皇帝”、“垮掉的一代”，似乎一夜之间扛起了家国重任，最近十年间，很多急难险重的救灾现场、不少科技攻关的紧要关头，也都能看到90后的身影，人们也会一改先见，大加好评。其实这都很正常，到了这个阶段、放在这个岗位，很多行为就是理所当然、很多情感就是油然而生，毫无必要棒杀或捧杀。

另一方面，人们的记忆太过深刻，时不时还会表露出“Ta还是个孩子呀”的怀疑心态。比如去年11月份那位一夜爆红的80后乡党委书记，就是因为人们很难把80后、白发、乡党委书记、拟任县政协副主席这些关键词串联起来，非要觉得违和：80后不是很年轻吗？怎么会这么显老？这么年轻怎么就提升县政协副主席了？一定要么是年龄造假，要么是有别的什么问题。后来真相大白，没有一件怀疑是靠谱的，人家就是地地道道的扶贫工作成绩突出的一个80后乡党委书记，而且严格按照脱贫之前可以提职但岗位不动、不脱贫不离岗的要求，只是职务级别上提为副县处级，还要继续兼任乡党委书记，带领全乡人民脱贫。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县有一位乡党委书记因为工作突出被提拔和兼任县委常委，我们州也有一位县委书记被提拔和兼任州委常委、另一位县委书记被提拔和兼任州政协副主席，但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没有改变。其实，80后、90后都奔四、奔三了，真的不小了。在我所挂职的县，县委、县政府班子里，80后就有五位。在委办局和科级层面，90后脱颖而出的很多。他们很多都是经过不同县市、不同岗位的锻炼，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简单地以年龄论高下，关键还是看能力、德行是否与工作岗位的需要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