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志愿服务，助人自助

为了更好说明问题，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我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开启了“走千村，访万户，读中国”的“千村调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十一年来，累计18489人次调查走访大陆地区32个省区市的10184个村庄、近13万农户。

这是一门开设在田间地头的社会实践课。农村生源的学生返回自己的家乡，打开对他们而言习以为常也因此习焉不察的乡土中国“黑匣子”；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人则第一次深入农村，认识真实的基层社会结构。这是任何课堂学习都无法替代的。

需要指出的是，“千村调查”还仅只是学校在“三下乡”活动之外的自选动作。深入农村绝不仅仅是青年学生的需要，学校里每年都有很多海归教师踊跃报名，争抢30个固定观察点的定点带队指导教师名额，这既是海归教师国情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千村调查成为一条融国情教育、科研训练、创新实践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路径。

另一个例子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在我的挂职所在地云南省元阳县推进的一个项目。元阳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这里也有闻名于世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阿者科村地处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内，海拔1880米，全村共64户，479人，是典型的哈尼族传统村落。阿者科同时也是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村落景观独特，尤其是蘑菇房较成规模。但随着现代性进入，人口外出务工，村落空心化严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

阿者科村内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年总收入仅3000元，是元阳县典型的贫困村，脱贫任务艰巨。另一方面游客自由进出村庄，旅游接待散漫无序，村内脏乱差。2018年1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团队应到元阳梯田区实地调研，专门为阿者科村单独编制《阿者科计划》。每年派一名硕士研究生常年驻村，并与当地团委干部一道，以项目制方式推动计划的执行。他们完全以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介入村庄社会治理，激活本土资源的内在活力，让农民组织起来，改善人居环境、保护传统村落、拓展旅游增收途径。

2019年3月8日的哈尼族昂玛突节，阿者科村举行了第一次旅游分红大会。已经硕博连读的驻村研究生小杨，每天在朋友圈分享他拍摄的日出日落，村里的大人孩子早就跟他打成一片，他正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往返中勾勒自己博士论文的宏大框架。是谁帮助了谁，又是谁教育了谁？这个问题还重要吗？

元阳梯田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而且，除了“三下乡”这种短期社会实践之外，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部门也开展有西部计划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等一到两年不等的长期志愿服务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是每年在大四学生中根据自愿报名和各方面成绩、面试情况综合确定，入选者具有研究生资格，但需先到学校对口支援的贫困地区中小学作为教师支教一年。

西部计划起始于2003年，想必大家对当年春季突发的“非典”还记忆犹新，当时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局面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控制，是否会影响到当年毕业季的大学生就业。要知道那一年正是1999年扩招政策之后的首批学生毕业的年份，作为未雨绸缪的应对举措，当年出台了西部计划政策，相当于以国家购买服务的方式，出资鼓励大学生到西部贫困地区基层志愿服务，服务期满后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再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

话虽如此，但从我近些年作为评委参与本校研支团和西部计划面试的感觉来看，绝大部分学生都不是为了一个保研的名额或一个过渡性的就业岗位来申报的，很多具备很好条件的学生非常踊跃地来竞争这一到基层志愿服务或支教的机会，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

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用三句话很经典地概括政协的定位：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我借用一下，再加上一句，来描述青年志愿者的目的：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助人亦自助。帮助别人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地收获快乐，除了这个，没有别的特殊目的。在助人的同时，净化了自己的心灵，获得一种满足感，这是在单纯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很难体会到的满足感。把有意思的事情变得有意义，把有意义的事情办得有意思，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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