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未必是“君子”

斯坦因在第一次探险之后写成了《古代和阗考》，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力压群芳荣获儒莲奖，给斯坦因带来了无穷的学术荣光。随后，斯坦因又相继撰写了《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以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每一本都是研究中亚历史、考古和民族等领域的重要著作。

伯希和虽然相较斯坦因资历稍浅，但学术成就却更胜一筹。他的研究范畴虽然不仅局限于中亚，但实深受益于此，著有《敦煌遗书》、《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吐火罗语考》、《伯希和西域探险记》等重量级著作。在欧洲，伯希和是公认的汉学权威，被称作“世界东方学界最高峰”，“没有伯希和，汉学就像被遗弃的孤儿”。在中国，伯希和也备受推崇，曾于30年代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请，并指导过一批中国学者。

即便是大干坏事的大谷光瑞，如今也有了诸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美名。或许正是出于这些好看的名头，如今总有人心怀疑虑：大学者可以是大盗、窃贼吗？

从逻辑上说，学问水平的高低与私德的好坏本来就不绝对关联。以斯坦因为例，诚然，他的研究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古代和阗考》中收录的文字、图版是研究和阗汉文文书不可缺少的资料。但与此同时，他窃取文物的行为不仅在今天看来是可耻的，在当时也为中国人虽鄙视和憎恶。

1930年，斯坦因组织了第四次“探险之旅”。他故伎重演，仍以考察“玄奘西行遗迹”作为由头申请入华。消息传出，遭到了民国学术界、文化界的强烈反对，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呈送的公文中直指斯坦因“曾在新甘盗窃古物”。北平《世界日报》说得更是直接：“英人斯坦因氏曾在新疆甘肃，盗割各地壁画，发掘各地古迹，盗窃敦煌石室宝藏以去，为国人所共知。”由于舆论纷纷，北洋政府不得已吊销了斯坦因的签证，并将已经进入新疆的斯坦因驱逐出境。

在罗布泊盗宝的斯坦因

显而易见，斯坦因等人的掠夺、盗窃行为，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为国人所共知”。如果在百年之后，中国人反而“不知”、“不敢知”，甚至还帮斯坦因等人辩护，岂不奇怪？

还有人说，斯坦因私德甚好，比如他一生节俭、没有私产，奉献学术、没有结婚，所以不应该被冠以恶称，这又纯属混淆概念。且去看看零落各处的西域文物，还有被剥落了壁画的古寺墙壁，以及那些因为野蛮盗掘再也无法重见于世的古迹，这与不攒积蓄、不娶妻子有关系吗？

还有一种说法最为流行，大意为斯坦因等人虽然把文物劫掠出境，但这些文物倘若留于国内，必然会遭到破坏。因此，他们只是“代留”了中国的文物典籍，还不收保管费，可谓功德大矣。

这种观点虽然传播甚广，但从根上就是错的。一方面，假如这种辩护可以成立，岂不是谁家有败家儿女，我们都可以去把他家洗劫一空，以免日后被败家子挥霍？无论此后的行为如何，劫掠与盗取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

另一方面，历史不能单方面做假设，这些人不仅是文物的发现者与研究者，也开启了破坏之门。如果没有“探险家”的劫掠与宣传，会有后来如此多的破坏乃吗？大谷光瑞就是在拜会了斯坦因之后，才组建探险队，深入新疆攫取、破坏文物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以为文物古籍落入斯坦因等东西洋人之手，就等于进入了保险库。但事实上，在他们手里丢失、损毁的珍贵文物亦不在少数。学者研究显示，斯坦因在历次开箱、整理、编目、瓜分、运输过程中都曾发生过文物遗失的事件，有些文物从此销声匿迹，有的则辗转多方，又神奇出现。比如本应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些敦煌文献，竟然在几番辗转之后，被发现于印度博物馆里。至于其中多少文物古籍在此过程中彻底消失，恐怕就连劫掠者自己也说不清楚。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因为裸展中国文物造成流失海外的著名文物青铜鸮尊被游客损坏

对于斯坦因等人的“探险”行为，当代西方学者有一种看似折中的观点，认为应该“避免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笔者部分赞成这种观点，只不过，换做一百年前的标准，劫掠、盗窃就有理吗？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种文明，抢劫与掠夺总归是错误的。并且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物，犯了错误就应该承认，也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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