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真的万能吗？

在嘉靖年间，想赞颂王阳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万历以后，想要批评王阳明也变成了一件有些困难的事情。

王世贞曾有评论：“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思想颇为自由活跃的万历后期，讲求自我意识，强调自我价值的心学可谓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有志于建功立业者，可以用“追求本心”鞭策自己。只想荣华富贵者，也可以用“本心指引”为自己开脱。

在“本心”的引领下，只要你能说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晚明文人本来就容易剑走边锋，甚至行极端之事，阳明学所具有的解释空间正符合了他们的诉求。在后学的追捧下，王阳明很快走上了神坛，阳明之学更是风靡一时。

近代以来，王阳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还要高。1926年梁启超在对青年的演讲中，将“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称作“唯一的救济法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据说随身携带一块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蒋介石自谓王阳明的忠实信徒，称阳明心学为“终生的食粮”。就连毛泽东年轻时也深受王阳明的启发，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撰写过《心之力》一文，得到老师杨昌济的器重。

时至今日，自称崇拜王阳明、尊奉阳明心学的人依然很多，《王阳明全集》多次再版，据说，不少都被总裁、老板收到了办公室的书架里。面向企业家的“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已经召开了许多次，还有的公司专门花时间与员工讨论阳明心学。

影视剧片段

无论是作为儒学，还是作为哲学，成系统地学习阳明心学显然都是有门槛的。但为何这么多人都能来追捧呢？或许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王阳明的地位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于是跟着追显然没错。另一个原因在于阳明心学看起来并不难学，不就是自己修炼心性吗，闭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壮志，似乎就成了“心学”。而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加班加点去付诸实践，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

王阳明是圣还是人，前面的讲述已经已经很清晰了。其实，阳明学在日本的火热也是例证，日本虽然早早就引入了阳明学，但尊崇的高峰发生于幕府末年、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处于多灾多难之际，阳明学的责任感与体验心深深启发了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使团考察西方，就深受阳明学知行之说的推动。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的说法。

回归中国，近代以来阳明学说深受追捧，自然也与当时中华民族身处的境况息息相关。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与维新之初的日本具有类似的情况，都急迫渴求改变现状，像王阳明这样既有学术成就，又以“事功”拯救国家的伟人自然受后人尊崇。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心学更容易表现为具有实操价值的方法论。从“致良知”到“知行合一”，这个过程可以简单解释为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去努力，期间初心不改，百折不挠，直至于成功的历程。尤其在艰难的时局中，阳明心学的哲理表达更有滋润心灵的功效。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资料图）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阳明心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当属“知行合一”，其他部分则未必那么有积极意义。而以笔者的理解，阳明心学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心学无法回答“恶的问题”，既然人心本是好的，为什么接触外来事物会产生偏差？进而出现恶？这么说或许有些太哲学，扩大到现实中，问题就会表现为“我认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做”。只要你能从本心出发，论证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致良知”，即便此事有违道德、有违国家利益，乃至有违法纪，都可以理直气壮去做。晚明以来，王门后学之所以会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皆与之相关。

其次，作为为人处世的哲学，心学并不适合于绝大多数人。对于根性好、天纵奇才的人来说，心学让他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但在客观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才华，与其陷入自己的“本心”，倒不如像程朱所言，按照前贤指定的道路老老实实地按部就班，修成正果。

最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心学在古代也不是理想的治国之学。王阳明虽然讲求“知行合一”，强调亲身践行。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知行合一”往往成为脑袋知道、嘴巴践行的自我感动。晚明的许多士大夫之所以被批评为“迂儒”，莫不与之相关。

更何况，人人都“致良知”而行，可每个人的“良知”是一样的吗？从明末到近代，有不少政治人物都自称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但仅凭心学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案例并不多。由此可见，“一念开明，反身而诚”的心学固然吸引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激励、陶冶心情，但更关键的兴亡之道还在心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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