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之初，王延德出使高昌国，就亲身经历了一次大洪水。根据他的记载，当时降水量达到了五寸之多，折合今日超过150毫米。现在吐鲁番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5毫米左右，果真如王延德所记，恐怕有些耸人听闻。

也有学者认为，其记述的五寸，应该是降水舒润的土壤厚度，若折合为今日通行的降水量，大约在30-50毫米之间。但即便仅有30毫米的降水，也算得上是罕见的暴雨，并且引发了迅猛的洪水，损失必然惨重。

高昌是西域大国，一两次洪水尚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对于许多沙漠边缘的绿洲小国而言，突如其来的洪水很可能会酿成灭顶之灾。

在对塔里木盆地的考察中，研究者们就发现了不少疑似毁于洪水的文明遗址。比如和田地区的约特干遗址，斯坦因曾经在他所谓的“探险”中找到了佛像小人，判断这是公元三世纪左右的城池。但在后来的考察中，学者发现各种泥塑小人混杂分布在三米厚的沉积层中，在这厚厚的淤积之下，才是一千多年前的佛寺。据推测，可能是洪水吞没了这座城镇，掩埋了城内的建筑。

在临近高山的盆地边缘，山洪通常裹挟砂石奔涌而下，对城寨的毁灭性更强。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在和田附近的阿克斯比尔遗址发现了类似的山洪痕迹。这里有一座唐代遗址，故土上覆盖着大量的鹅卵石和沙土。

研究者推断，当年这里很可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山洪，迅疾的水流冲走了肥沃的表层土壤，只留下了来自山上的石头和沙土。由于不再具备农耕的土壤条件，这座绿洲城池只好被永久废弃。

一些著名的遗址，也有洪水的痕迹。比如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尼雅遗址，虽然没有因洪水而毁灭，但不止一次遭受过洪水的侵袭。在尼雅遗址的一个断面，清晰存在着洪水沉积。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在两千多年前，驻防西域的汉军将士就已经感受过了塔里木奔腾而急迫的洪水。

尼雅遗迹的“地标”——佛塔。新华网 史依灵摄

翻阅历史文献，洪水对西域文明的影响也并非毫无迹象。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不少西域的传说故事，其中一些就与洪水有关。比如有个瞿萨旦那国的建国传说，说在建国之前，两条河流分别向东北、西北流淌，但建国之后，两条合并归为一条，成为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河流的突然改道，或是因为地震，或是因为大洪水，这个故事很可能反映了古代和田地区的一场大洪水与当地部落文明的重建。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有研究认为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正在经历升温增湿的过程，尤其表现在降水量的增加。虽然学者们谈论的湿润只是几毫米的降水量增减，而且分布很不平均，也有的地方正在变得更加干冷。但在一些热心网友看来，降水增加等同于西北湿润，再放大一些就约等于塞上江南。

其实，增温增湿是否就意味着“西北湿润化”？这个问题还值得探讨。退一步说，即便真的有增湿的趋向，年均不足50毫米降水的西北距离年均1000毫米以上降水的江南，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更何况，塔里木流域的降水绝非江南烟雨杏花那么温柔。在历史上，西北不是没有过更湿润的时候，塔里木的洪水也常有发生，但对这里的文明而言，水多了并非总是好事。

在今天的学术界，水旱问题已经是探讨绿洲文明不可忽视的视角。回归现实，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塔里木虽然干旱，但洪水却从不是稀罕之物，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在水资源越发珍贵，洪水气势汹汹又来去匆匆的当下，更应该关注和思考的是怎样建好、用好水利工程，把保护人民财产与促进社会生产、改善自然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应是永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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