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以来，缘于历史资料的增加，关于极端气候的记载也更为丰富。宋徽宗政和元年冬，风雪封冻了太湖，冰面坚硬足以行走马车。四十多年后的冬天，金朝使臣出使南宋，途径苏州时也遇上了冰封河道，船夫被迫以铁锤破冰，方才得以前行。当时临安的降雪频率也远高于今日，据记载，在公元十二世纪的杭州，至迟到农历四月还有过降雪。想来在当时，因为太过常见，“断桥残雪”恐怕也就算不上网红景点了。

作为千年来最为寒冷的时代，16至17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多次严重的极寒事件。明武宗正德元年，海南万州出现降雪天气，这是我国记载的发生在最南方的降雪。三年后，一场大寒潮席卷南下，江南的竹柏大量冻死、柑橘绝种，黄浦江封冻，冰面厚度达到二尺有余，并且持续一个多月。从公元1650年到1700年，在五十年之间，太湖、淮河、汉江至少出现了四次结冰时间，洞庭湖也有三次结冰。

直到清代中后期，极寒天气仍时有发生。以当下正经历酷暑的上海为例，继明代出现黄浦江封冻之后，清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六年、咸丰十一年、光绪十八年又出现了冬季奇寒、江面封冻的事件。光绪十八年时上海已有近代气象统计，据记录，当时出现了零下12.1度的极端低温，徐家汇积雪深度达到29厘米。

有极端寒冷，就必然有极端高温。而且在气候冷热大波动的曲线中，也存在着小区间的波动。比如在清中叶乾隆年间，就数次发生了大范围的极端酷热天气。乾隆八年，山西、直隶、山东遭遇极端酷暑，各地官府纷纷报告本地“土石皆焦”、“大旱千里”，大量百姓因暑热而死。

普通百姓因为没有对抗极端高温的手段，面临着生存危机。乾隆皇帝虽然外有避暑山庄，内有冰块降温，不至于受此苦难，但也燥热心急。面对各地进呈的急报，此时还很年强的乾隆帝写下了“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的御制诗。据当时在清廷供职的传教士测量，乾隆八年北京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4度以上，而且温度长期超过40度，可能比当前江南的高温还要凶猛。

单就气象数据而言，无论是寒冷还是酷热，在全球气候总体由寒转热的大环境下，如今我们经历的极端气候可能大多都算不上“史无前例”。早在几百年，甚至二、三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遭遇过类似的极端气候。

故宫雪景，图自故宫发布视频。

天气改变历史

有一种声音认为，既然历史上有过比今天更热的时期，也有过比今天更冷的时期，我们又何必焦虑呢？这种看法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至少忽略了气候波动对历史的影响。

气候带来的影响通常直观表现于动植物的迁徙变动，比如西方学者关注的“大象的退却”。但事实上，因气候而“退却”的从来都不止是大象。孟子曾说过，周公辅佐武王、成王，驱赶虎、豹、犀、象，于是天下百姓大悦。但结合商周之际转寒的气候，这些大型动物的南迁，真的是当时的人力能够驱赶的吗？恐怕更多还是中原水、热环境改变所致。

由此，有人提出了大胆的想法，武王伐纣的胜利与商朝此前的内耗有很大关系，而商纣王之所以耗费人力、武力讨伐东南的淮河流域，正是出于对气候变化的应对。由于商朝的统治核心区连遭寒冷、干旱的打击，商人迫切想要夺取水热条件更好的土地，这才有了亡国之前的远征。

在极端气候引发的的连环打击下，王侯贵族身死国除，普通百姓也不会好受。比如在东汉到南北朝的六百年里，寒冷、干燥的气候促使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还加剧了饥荒和瘟疫。张仲景、华佗等名医之所以在这个时代大放异彩，恐怕也与这一时期惨淡的民生、波动的极端气候有关联。

就宏观的国运、国势而言，明朝的灭亡可谓是天气改变历史的经典案例。天启、崇祯年间北方连年干旱、气候寒冷，即便明王朝免除了陕北的赋税，农民依然生计无着，只能揭竿而起。明末连年灾荒、起义此起彼伏，而内忧外患的明朝既无赈灾之粮，也缺镇压之饷，即便皇帝有心，亦无能为之。

就微观的历史过程而言，极端天气对历史的影响更为常见，各国历史皆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莫斯科的寒潮，曾经不止一次帮助过俄国人击败入侵者。还有太平洋的台风，毁灭了元朝进攻日本的舰队。假如那日和今年相似，台风稀少、降水不丰，日本列岛恐怕就要凶多吉少了。

对于如今身处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应对气候波动的手段更多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也更强了，但与此同时，需要做好的准备也更多了。事物总是相互影响的，气候亦是如此。

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河湖水位的升降势必影响到农作物的灌溉，粮食的生产情况显然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空调房或暖气房是逃避酷暑和严寒的好地方，使我们的生活比古人更为从容。但要有可持续的冷气、暖气可用，却需要远比古人更复杂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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