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时美国的领导层误判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形势。特别是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典型案例。我想聚焦的是：冷战在亚太的遗留产物，对今天的形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我看来，亚太地区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实都源于那个时期的遗留。我想先听听文安立教授的看法，因为您是冷战问题尤其是东亚领域问题的专家。

文安立：说来有趣，四十年前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中国从抗日战争到东亚冷战的过渡时期。我专门研究了1944至1946年这段特殊岁月，因此我认同您的观点，大多数战争的收场阶段往往非常混乱。我的意思是，当时确实很难实现某种朝和平解决方案的平稳过渡。

比如，中国几乎立刻就陷入了新一轮内战。甚至在日本投降之前，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随后便爆发了惨烈的内战，最终以国民党被赶出大陆、逃往台湾告终。他们在那里苟延残喘，依靠美国庇护，同时中国共产党接管了大陆。因此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很难对战后的局势发挥直接有效的影响。

我认为您关于大趋势的观点完全正确。这里我指的大趋势是，各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各地兴起，比如在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摆脱殖民统治。这些重大趋势其实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但战争正如其惯常表现的那样，推动这些长期发展趋势最终开花结果。

所以，到1950年代初，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局面：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独立，这些后殖民国家真正站上了亚洲国际事务的舞台。我也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作为地区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并没有很好地处理那个过渡期，苏联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但美国在这方面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本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024年11月18日，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Gilberto Teodoro）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签署军事信息共享协议

总体而言，越南被认为是最失败的案例，就连韩国的情况也同样不尽如人意。美国与台湾地区的联系，后来毒化了同大陆的关系长达一代人之久，以及围绕日本的战后安排。

但我对日本的战后处理不像你那么苛责。到战争结束时，我认为很明显，如果从现在回望那段历史，日本虽然面临的惩治程度不及德国，但其国民都普遍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了这两个国家陷入他们在20世纪中叶亲手造成的灾难。

如果你纵观日本社会与政治的整体变化，相较于20世纪初期的状况，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比这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日本社会确实仍暗流涌动，存在着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暗流，但这股暗流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整体而言，日本现在一直是个非常和平的社会，其整体的国际定位与早前时期已大不相同。

所以，我同意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实际上，最近我更关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因为我发现，当今国际局势相较二战或冷战时期而言，与一战爆发前的相似之处更多。这个我稍后会详细讨论。我刚完成一本新书，年底将在美国及其他地区出版。我在书中对20世纪初与21世纪初的国际局势演变做了详细对比，其中有些现象确实令人不安。某些历史的相似之处足以警醒我们，必须正视当前面临的挑战，世界已经全面进入多极化时期。

关于冷战，我先简单说几句，然后交给安德烈发言。冷战演变成以美苏对抗为核心，但辐射范围极广的全球体系，包括中国等众多地区都被卷入其中。正如我此前写到，后来的冷战时代远远不符合二战刚结束时人们的期待，远没有人们设想的那么成功。从很多方面来说，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堪称一场悲剧。但我们仍需以政治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一进程。

当时的处境确实异常艰难，即便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要理解二战后局势变化的速度也非常困难。当然，考虑到斯大林在苏联的政策，这对苏联也很不容易。我认为从美国或西欧的视角出发，其实有可能为和平建立更稳定的基础。我的意思是，这些国家如此担忧在苏联发生的一切。当他们回顾1917年之后的形势，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场可预见的悲剧。

我对冷战起源的看法已经不再清晰。我曾写过几本相关著作，从全球视角来看待（冷战），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我认为当前局势与冷战时期并不完全相同。我在中国经常强调这一点，在俄罗斯时也反复提及。我不认为这是合适的比较，我们可以从冷战时期学到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我们也能从冷战中学到一些积极经验，比如到了后期，美国和苏联是如何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

但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冷战时期，不是两极格局，也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对抗。这是好消息。而坏消息是，在我看来，当今世界更像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多个大国间存在更广泛的冲突、更复杂的竞争。这些都需要管控，否则将酿成灾难，但不能沿用冷战时期的老办法。

黄靖：我同意您的观点，这必须得到管控，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但这里我想强调两点。

首先，我同意您说的当今局势：中美之间的竞争，甚至是俄罗斯及西方集团之间的竞争，比如乌克兰战争，就不是冷战。因为从根本上说，冷战是基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对抗在当今世界已不复存在。我不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抗，尽管在拜登政府时期，他们试图将其塑造成这种竞争。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与西方——即与德国的战后处置相比，中国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是相当宽宏大量的。数百万日本战俘或平民都得以平安顺利地返回日本；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放弃了对日本应当向中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的申索，那笔钱数目惊人。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一事，被称为“华沙之跪”

中国始终努力向前看，但困扰中国领导层和普通民众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二战结束后不到5年内，美国的对日态度就转变了。众所周知，他们释放了所有战犯，比如安倍的祖父，他是一个甲级战犯，后来竟当上了首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对日本的战后清算与惩罚是不彻底的。

其次，由于冷战，日本甚至没有充分反省它对中韩等国犯下的罪行。日本——就像你说的那样——回归成一个所谓的“正常社会”。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历届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像德国政府那样，真诚地向受害者正式道歉。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冷战格局导致了德国的分裂。德国人能够意识到，纳粹身份曾是德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而现代德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样一来，德国人自己也成为纳粹的受害者，因此他们能彻底反思那些由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而非全体德国人的罪行。

但在日本，这种区分很模糊。换句话说，日本民族从未真正将军国主义从国家认同中剥离，我认为这就是症结所在。我曾多次造访日本，并与日本朋友交流。对他们而言，很难去谴责所谓的祖辈先人。他们辩称这有违日本的文化传统，但对其他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来说，这种解释实在难以令人接受。

接下来我想了解安德烈对冷战遗产的看法。因为冷战事实上始于美苏之间的竞争，但在亚洲，冷战从来都不冷，而是上演了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二战后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争，对当今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且负面的影响，直到今天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状态，越南仍在艰难弥合战争留下的创伤。安德烈，你对此有何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实实行了一边倒政策即全面倒向苏联，正如文安立教授在其书中所言，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决定联手时，必然会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中苏自1958年交恶后开始分道扬镳，您如何从苏联或俄罗斯视角下看待这段冷战遗产？

安德烈：首先，我想指出，二战结束之际，在太平洋和亚洲战场节节胜利之时，战胜国曾就如何处置日本问题达成普遍共识。这一共识体现在所谓的《波茨坦公告》中。该公告由美国、英国和中国于1945年7月底签署，随后苏联也签署了该公告。本质上说，当时的看法是：日本将受到与德国战败后在欧洲所遭受的相同待遇。

1945年7月26日 波茨坦会议

然而，现实是日本面临的处置略有不同，可以说相比德国的处置更为宽大。日本从未被分割成不同的占领区，东京也未被分区占领，甚至到1947年为止，《明治宪法》仍在继续施行。整个旧日本帝国的文官政府体系都得以保留，并未被新政府彻底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