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中，分配引发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我们一再强调改革发展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如何从分配制度上入手，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鄢一龙：对于分配的问题，我们始终是朝向共同富裕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共同富裕不是个可选项，而是个必选项。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找到结合点，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甚至故意炒作这种对立。资本要认识到共同富裕能够为资本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与空间。我们发展已经到了不“分好蛋糕”就很难“做大蛋糕”，同时“蛋糕”做不大，也谈不上进一步的“分蛋糕”，经济不能保持合理增长，最大受害群体就是普通老百姓。

分好蛋糕是能够促进做大蛋糕的。例如，推进共同富裕能够有效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们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际上不平衡发展本身就不可能是充分的发展，如果只有少数人发展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整个社会需求就会不足，经济发展也失去了市场空间。

推进共同富裕能够通过生产集中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到今天，乡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已经成为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通过将农户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就能够有效解放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道路能够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提高他们参与经济建设的能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先富带动后富，是能够共赢的，比如政府推动的扶贫工作，很多企业也参与其中，一方面是在做扶贫工作，另一方面也为企业探索了新的商业模式，同时解决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问题。精神共同富裕能够促进劳动者主体性生产要素更好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效率提高。

观察者网：报告大量篇幅提到了民生问题，特别是我国人口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中国如何破解人口负增长命题？

鄢一龙：《报告》中提出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核心命题，是要综合施策，破除“低生育率陷阱”，要认识到不仅仅是总和生育率低，而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疑难综合症，实际上已经进入陷阱中去了，问题是如何出来。要从婚、育、养、教全周期，从经济负担、女性职业发展、社会文化心理全场景加以考虑。政策保障方面，应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抚育成本，严厉打击就业歧视，保障生育女性职业发展的权利等；增强民生保障工程的公益属性，加强社会共同体建设。

社会文化方面，要致力于冲破以竞争为中心的“内卷”生活方式，恢复以人的真实福祉为核心。整个社会不论哪个阶层生活方式都变得越来越“内卷”，就如同外卖员诗人王计兵写的《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们的资源无疑已经比前几十年丰富多了，但是大家的幸福感没有相应增强，反而普遍焦虑，根源在于我们过于迷信“竞争择优”的资源分配方式。在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竞争确实可以促进公平，提高效率，但是到一个发展水平较高阶段，再一味用金钱、分数、考核等等手段来刺激大家拼了命竞争，导致的只是无发展、无意义的内卷，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有更平等、更团结、更从容的资源分配方式，如果生活只有赶路与比拼，没有“过日子”，如果生了孩子，只是意味着面对新的内卷式竞争，那年轻人怎么会顾得上生孩子呢？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分配问题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两会，还有个关注点在国家机构改革，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九次机构改革。您一直关注政府治理，从您的调查来看，过去5年政府机构改革，侧重点是什么？下一步改革，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鄢一龙：实际上不仅仅是过去五年，从十八大以来，我们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有一个大破大立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性重构。我把它概括为六大体系：

第一，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体系，这是过去几年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党的领导体系贯通到其他各个体系，将整个治理体系贯通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最主要的工作是解决了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通过统筹设立党政机构，把党政职能相近的部门合并或者合署办公，强化了归口协调功能。在组织制度机制上，使得党的全面领导渠道更畅通，中央的决策能够更快的贯彻部署下去。

第二，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在党的全面领导体系下，国家权力机构是个分工的体系，包括党中央的领导权，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国务院的行政权，中央军委的军事权，纪委监察委的监察权，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权，全国政协的协商权。在这个分工体系下，对其他国家机关的做了很大的调整，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是组建了监察委员会，使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机关监察有效统一，包括对人大、政协体制、司法体制的改革，这一系列改革更好的强化了国家机关职能。

第三，对行政体系进行改革，也就是我们狭义上理解的政府治理结构。比如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国务院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推行了“大部制改革”，重建了15个机构，重组了3个机构，调整4个机构体制化改革，可以看出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体系就是武装力量体系，这也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改革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重构了人民军队体系，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组建的原则，建立了五大战区，加强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同时，对中央军委机关的机构职能配置也进行了调整和重新定位，对武警包括退役军人的管理机构也做了改革。

第五个体系是地方治理体系，最主要是解决中央与地方过度的职责同构、权责不匹配的问题，要求职能组织更加对口，解决条条专政和块块专政的问题，更多发挥地方积极性，赋予省级以下行政机构更多自主权。以往我们的机构设置是上下对应，但改革之后，有些地方会根据层级和实际需要，设置诸如大数据局这样的机构，乡镇以下机构也更加精简。

最后一个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十八大以来，对群团组织做了很大的改革，强化了群团组织的活力，所以说是这么样一个大系统的调整。

现在，我们改革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也面临了一些新问题，要求我们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升级与升维。

首先表现在国家安全方面，党的二十大已经提出国家安全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注意这个提法，以往这些也会涉及，但会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现代化里面，这次是单独提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形势更严峻，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高风险的时代，也对我们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核心还是要强调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的统一领导，同时要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体制，要加强“大安全”体制建设。

当然在我们看来，应对安全问题除了设置专门的安全领导机构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加强整个治理体系的韧性。这就像我们故宫这些传统建筑中的榫卯结构，看着好像不是很刚硬，但在受到地震这样的外部冲击时，可以很好地缓解冲击，整个建筑不会倒塌。国家安全问题也一样，我们要考虑的是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整个系统不会崩溃，具有很好的自我修复能力。

第二个问题在于数智革命也给我们的治理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会带来治理结构的重组。政府和企业的边界被打破了，很多原本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情，变成了平台在做。也就是说，平台企业介入了原先属于政府工作的外部性领域，由企业为社会提供公共基础设施。

另外政府的治理空间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更多是物理空间的治理，但现在人类很多活动转移到虚拟空间了，怎么去实现虚拟域治理现代化，包括认知符号塑造，网络谣言治理，认知战，数字货币等都是政府面临的课题。治理方式也需要调整，原先基于条块分割的行政流程，变成了数据驱动，流程化运行，这需要政府更加敏捷、更加智能化去响应。

第三个新问题是如何提高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治理能力，应对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风险与挑战。我们把治理系统分成两套，一套是自觉治理系统，一套是自发治理系统，好的社会治理是需要能够将AB两套系统有机结合在一起。自觉治理系统有自己的优势，但也面临很多约束，决策者注意力有限，超预期情况会不断出现，这就要更好发挥自发的治理系统作用，从风险角度来说，自发治理系统是应对高度不确定、超预期情况的第一道防线，从创新角度来说，许多前沿创新是很难规划出来，而是在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在试错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这就需要为社会留出更多自主行动、自由组合、试错容错的空间。

面对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面对复杂环境、复杂过程、复杂系统，政府需要有《道德经》中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智慧，不能是简单的控制思维，而是要和整个复杂社会共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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