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张家口的玉狗梁村，位置偏僻，资源贫乏，村民生活贫困，青壮年大都出外打工，村党支部书记卢文震带领村里面的老人练瑜伽，独创了农民生活瑜伽操，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将短视频上传到快手等平台上。

因为村民集体练瑜伽“反差萌”吸引了大量眼球，玉狗梁村变成了瑜伽网红村，带动了乡村旅游与藜麦、马铃薯等特色农产品销售，实现了脱贫。

一个中国农村的“健身瑜伽”扶贫探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三，资金来源不同。社会主义的公有资产使得民生国家有比福利国家更多的资金筹集途径。

与福利国家只能依靠税收、社会筹集渠道来为民生福利融资不同，中国有大量的公有资产，能够为民生领域的投入提供新的来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要求从2017年开始，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试点，统一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

第四，责任主体不同。福利国家认为在市场体制下，个体出于收入差距、社会风险等原因，不能对自身的生计问题负完全责任，需要国家加以调节与保障，责任主体主要是个体与国家。

表1民生国家与不同类型福利国家比较

民生国家建设是基于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建设，个体、家庭、集体（就业单位、居住单元空间）、国家对于人民的民生都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提供。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制度是去家庭化的，以个体为基本单元进行考虑。中国自古有重视家庭的传统，至今家庭仍然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单元，解决教育、养老等问题都要充分发挥家庭成员之间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机制所无法替代的。

中国的民生政策是强家庭化的，是要增强家庭在民生上的功能，比如精准扶贫、低保户等都是以家庭为对象识别和帮扶的，再就业政策也是如此，在下岗再就业阶段就提出需要避免“零就业家庭”的政策。

“福利国家陷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对于公民承担了过多责任，所以不堪重负。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国家、个体之间有个重要的共同体就是集体，在农村是公社、生产队，在城市是单位。

随着集体经济与单位体制解体，原子化的个体被抛入市场的洪流中，在市场化的环境中，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上升，作为劳动者的个体，无论如何努力，已经无法靠个人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应该积极探索新型的组织化的共同体解决机制，鼓励就业单位、社区与社会组织等积极承担民生品的供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单位同样需要承担重要的民生责任，一方面就业单位是社会保障金缴纳的重要主体，另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就业单位成为员工福利的重要提供者，比如，提供员工食堂，兴办幼儿园、学校，集资建房等。

“企业办社会”、“单位办社会”不可以一概视为低效率。与市场机制相比，共同体提供民生产品有其优势所在，可以减少中间环节，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契约积累的信任资本，这使得它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质量的民生产品。

一些互联网企业在复兴曾经被认为是落后的“单位办社会”体制，当然这不是传统的单位大包大揽体制，而是提供良好单位福利，与员工建立更多的利益、情感的联结。

例如，个别民营企业就创办了总部幼儿园。2019年8月，笔者调研北京的某互联网公司。这是家以年轻员工为主体的网络游戏开发公司，公司福利很好，类似一种“新单位体制”，食堂提供一日三餐，有配备专职教练的健身房和专门的儿童活动间，员工子女下课之后会由专人接送到这里。员工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会很舒心，没有后顾之忧，也会在工作中更加投入。

第五，去商品化程度不同。如同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指出的那样，“自由福利国家”以社会救助为主导的社会福利去商品化程度是很低的，因为对救助的资格审查很严格，只有“市场失败者”才能享受到微薄救济，这事实上强化了商品化程度，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购买私人部门的服务获得福利。

“保守福利国家”的社会强制保险，由于其缴纳金额高度依赖于就业，去商品化程度也较低。

即便是去商品化程度最高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主要也是指享受福利资格上高度去商品化。

民生国家的去商品化属性内嵌于其社会主义体制本身，主要是指供给机制的去商品化。民生产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是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去市场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比如，医改被称为世界难题，中国也面临着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冲突不断的问题，根本症结何在呢？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除了信赖医生的专业能力与职业操守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在一个“以药养医”体制下，个别医生却把病人看成挣钱的工具，对病人进行高效益、低效益的客户区分。

因此，福建三明市医改模式具有风向标意义。根据央视报道，三明市出台医改方案仅仅一个月，医院常用药奥美拉唑钠，就由改革前的一盒卖256元下降到6.9元，整整下降了37倍，可以想见原来在医药的灰色产业链条中有多么触目惊心的暴利。

国家卫健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医改三年以来，三明市经过测算累计节约药费17.95亿元，相当于每人平均节约了近700元的药费。不但老百姓看病便宜了，同时医务人员收入显著上升，医保基金从亏损转为盈余。

三明市是如何做到的呢？根本上是坚持医改的公益性方向、社会主义方向。从源头上破除医院的逐利机制，不让医生把病人看作挣钱的工具，而是作为服务对象，公立医院医生的年薪与岗位工作量、医德医风、社会评议挂钩，不与药品、检查、耗材等收入挂钩，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医生开大处方的激励，也恢复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尊严。

同时，实行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的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药品从出厂到入库只允许开两道增值税，从而控制住了药品流通中的药价虚高问题。

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核心就是住房要回归它的使用价值。目前许多地方都出台了共有产权房政策，这种政策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去商品化，改变了住房金融化属性。

共有产权房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住房可以用来居住，也可以继承，同时满足一定条件后也是可以交易的，但是没有保值增值的金融属性。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受资格条件严格限制，供给规模很小，非商品化优惠比例很低，实际上对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作用不明显。

根本上，还是要回归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像有学者提出的那样，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由共同体共同承担的民生产品配给方式，推行租赁转购买的普惠性的共有产权制度。

《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作者：鄢一龙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