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正发党时代，因为正发党执政的时间比较长（2002年至今），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单位。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很显然以“零问题”为主导。大家现在提到“零问题”时，总是会嘲笑其名不符实。其实，很多土耳其人也在嘲笑政府的这个政策，说土耳其外交“零问题”变成了现在的“零朋友”。过去这些年，笔者在土耳其进行了多次调研，其实也很少遇到支持“零问题”政策的人，因为，笔者接触到的人可能很多都是相对偏向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或持所谓中立立场的研究机构。

但是，所谓“零问题”政策的失败，不能被归结为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因为，土耳其所处的中东地区或者说西亚—北非—高加索地区，其地缘政治的环境是变化迅速、多元而动荡的。

“零问题”政策的失败，在笔者看来，并不是正发党外交政策的失败，而是土耳其根据对外部世界形势与格局变化的判断，不得不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任何人处在那个位置上，领导那样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中长期（比如10年后）的局势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放弃“零问题”政策是一个自然变化的结果。

与“零问题”政策有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他既是著名的学者，也是政治家。我们已经讨论过他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一个叫“战略纵深”，一个叫“枢纽国家”。这两者实质上是相似的，就是希望土耳其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奉行更加主动的、多元的外交政策。

2019年12月13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宣布组建名为“未来党”的新政党。图自新华社/路透

正发党政府奉行的其实是积极的务实主义外交战略，这与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改变自身的国家战略定位有密切的关系—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桥梁国家，而要向一个枢纽国家转变，寻求获取战略纵深。

从特定时间段的地区形势来看，“零问题”政策实际上也是符合这一外交战略的。因为在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对于周围形势的判断，主要是要加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这其实也是延续厄扎尔时代以来的政策。非常笼统地说，土耳其跟中国有着很相似的经济结构，比如也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得它需要寻求更为广大的消费市场以及更多的能源供应。作为一个能源贫乏但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土耳其走“零问题”外交的路子，当然对自己是有利的。

但是，自2011年之后，在中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执政集团就算还想维持所谓的“零问题”政策，它可能做得到吗？

前面讲到，土耳其受到多种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以及它所处的（或追求加入的）各种国际组织对它的制约。在这些复杂的结构里，土耳其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不可能一味固守某种理念，而必然要去寻求更为积极的、务实的做法。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了，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的局势正在起变化，而且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土耳其该何去何从？它当然得看美国、欧洲或者俄罗斯怎么做、怎么想，土耳其的选择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有一些积极表现，比如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土耳其的积极政策是不是基于正确的判断呢？很明显，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埃及，土耳其都在吃它的一些所谓积极政策的苦果。但在叙利亚、利比亚，乃至阿富汗，土耳其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可能收获还不小。虽然这些地方的形势不会完全按照土耳其所期待和预想的那样发展下去，但土耳其在这些地方的政策，就是在积极主动地把握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现实，就算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有什么可被嘲笑的呢？人们嘲笑它，无非是说土耳其“不自量力”。但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土耳其的力量，无论是陆军、海军还是军工产业，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当中对比的话，你就不会贸然做出判断了。

除了积极进取的现实主义之外，土耳其外交还有一个特点需要重视，那就是土耳其很喜欢使用现实的和历史的身份政治符号。这些符号包括所谓突厥的、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的、东—西方文明的等等，这些都跟土耳其自身所具有的深厚且复杂的历史资源有关。例如，2020年7月的圣索菲亚博物馆改成清真寺的问题，就是对这些历史符号、身份政治和记忆的调动与利用。在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积极支持其所谓“一个民族、两个国家”（tek millet, iki devlet）意义上的兄弟之国—阿塞拜疆，被认为是某种“泛突厥主义”的表现。¹另外，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埃尔多安个人的烙印，他性格张扬，行事高调，得罪了不少国家。从土耳其的做法到说法，外界已经将土耳其的野心归纳为所谓“新奥斯曼主义”。外界可能更加重视土耳其人的说法和“调门儿”，这很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土耳其一些战略意图的判断。

综观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土耳其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定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评估这一趋势。总之，不要被这些符号或说法误导，当前土耳其的领导人所追求的内外政策，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务实主义”，因此，它总是灵活多变的。

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

土耳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很多做法，经常被外界解读为要复兴奥斯曼帝国。这就是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问题。

历史地看，这些做法是土耳其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自我调整。实 际上，土耳其自冷战末期以来就在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它原来是美国阵营抵御苏联的前哨，冷战的结束使土耳其失去了这样的地位。而且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为重要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它需要周边国家的原材料与市场。这样，土耳其当然越来越重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包括巴尔干国家。由于这些地方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因而，早在20世纪末，这些战略和政策导向就在土耳其国内被冠以“新奥斯曼主义”之名。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这个说法被西方叫得更响是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上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