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地看，这个自殖民主义时代以来破天荒的大事件，也只能由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提出，这五项原则的可信性、可行性、可持续性，也必定要由中国做背书。

首先，中国是帝国主义时代野蛮的丛林规则的受害者，本国获得独立和解放之后，天然地与大多数有过共同历史遭遇的国家站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准则的根本性变革。

再者，中国是个大国，尽管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时，新中国尚未完全走出积贫积弱的国势，也尚未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但这并不妨碍新中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与战后时代国际秩序的重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思想观念，如天下一家、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等，而不是与之相反的唯我独尊、你死我活、赢者通吃。

中国希望外国尊重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提出的原则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单方面要求的尊重；中国不希望外国对本国进行侵犯和干涉内政，所以提出的原则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希望外国与本国建立平等的关系，共同维护和平，所以提出的原则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也就是说，每一项都不是只从本国利益考虑，而是同时考虑对方的利益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带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不可能提出类似的原则，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与其他国家讲平等、讲和平的真诚意愿；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即使有同样的意愿，却也缺乏和中国类似的这种基于“天下观”的思想文化传统。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缅甸总理吴努在一起。

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

从那时起到今天已整整70年，世界形势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但最重要的是，自二战结束至今将近80年时间，新的世界大战并未爆发，这说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二战后国际秩序一直在发挥着稳定局势的作用。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之宗旨和原则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尊重各国平等主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成国际合作等。而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接受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同时也是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也是顺应二战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真正的价值，并非只在顺应潮流方面，更多地体现在引领走向方面。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从70年来的实践来看，世界各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看法、态度以及质疑和挑战，基本上都不认为它已过时和不够充分，而是认为它太超前和过于理想。

在政治方面，霸权国家始终存在，出于其恃强凌弱的本性，频频干预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很多情况下还打着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世界对此无可奈何。

在经济方面，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增多，平等互利原则也愈加难以贯彻。

另外，由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异，世界各国对于何为国际关系、何为国家利益，也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导致对于诸如主权、内政、干涉、侵犯等最基本的概念也难以达成共识，争吵不断。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有问题。事实上，近十多年来中国又相继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关于全球事务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和文明倡议等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继续对国际关系的走向进行超前性引领。

关键是，正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所有这些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倡议，也无不是中国“天下观”思想文化传统的充分体现。由此可见，真正让中国这些当代外交思想永不过时、历久弥新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深厚的中华思想文化传统。

早在2500年前，中国古贤管子就告诫过：“……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对照今日世界，之所以战争频仍，动乱不断，难道不是因为各国无不“以国为天下”吗？而和平共处之所以难以实现，难道不是因为各国始终做不到“以天下为天下”吗？管子若能再生，他对今日世界的告诫，也许一个字都不用改。

如此来看新中国从70年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近年来的一系列全球倡议，其中的深意也就显而易见了。为什么会历久弥新？答案也很清楚了。

谨以此文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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