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1月13日台湾地区选举的结果公布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当选者赖清德发出了一封简短但颇有深意的贺电。虽然再次用严格标准化的语句重申了美台“非官方关系”与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一致，并以《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南，但是中方仍然指出这份声明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违背美方所作的“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与布林肯的声明相呼应，美国拜登总统随后在回答关于台湾地区选举结果的编辑提问时，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表态，也与拜登2022年11月在巴厘岛中美峰会中做出的、并在一年后旧金山中美峰会上再次重申的“五点承诺”相一致，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表面上看，这是围绕一个中国原则“模糊性”而展开的又一次文字游戏，并无新意。回顾历史，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50余年里，中国政府“一个中国原则”中固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含义得到了普遍认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完全主权这一含义，却一直都被模糊处理甚至被故意挑战，其中的操弄空间也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而时大时小。

但是，自7年前开始，随着美国大幅度改变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确定为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头号竞争对手，台湾问题也随之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含义。自拜登政府任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步伐明显加快，构建新的世界帝国的战略计划日益清晰，台湾问题也被深入结合到其帝国计划当中并有了新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标准化表述，在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位总统口中，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意思了，已经大大有别于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各个时期了。毕竟，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和主要威胁并通过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转型进行全面应对，已经是一个被连续两届美国总统确定下来的重大现实，不可能被随口说出的几个重申或承诺所改变。围绕“一个中国原则”固有“模糊性”所展开的文字游戏，即使仍将继续下去，也越来越没有实际价值了。

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入分析拜登政府构建新的世界帝国的战略计划（以下简称帝国计划），理解台湾问题在这一计划中的新含义。

拜登政府正在构建新的世界帝国战略计划

一、帝国计划起源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转型

帝国计划是拜登团队的杰作，但该计划的起源，却是特朗普推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转型。

2017年12月，也就是特朗普主政11个月后，白宫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与2015年2月那一版《国家安全战略》相对照，涉华部分的表述有了明显不同，两年前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我们仍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反对在解决领土争端中进行恐吓的任何做法。”新版是“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这一个修改意味着，经过了长达几十年围绕中美关系定位的反反复复，中国终于不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终于被确定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以2017年版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和紧随其后的五角大楼《美国国防战略》（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为指南，在此后直到2019年11月的两年时间里，陆续又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2018年2月）、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美国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US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2018年12月）和美国国务院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U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2019年6月）等多个带有很强针对性的战略文件出台。

至此，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争论中主张遏制和对抗的一派（遏制派），最终取得了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空前的大胜，而主张通过与中国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使其成为“良善行为者”（benign actors）和“值得信赖的伙伴”（trustworthy partners）的一派（接触派）声音大减。考虑到遏制派关于中国威胁的观点和论据由来已久且一致性很强，可以预计，这一套言论演化成“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增。

2021年拜登接替特朗普主政白宫，新政府大范围推翻了前任政府的各项政策，但是却保持了对于这个战略大转型的继续推动。其说辞有二：其一，尽管上述战略文件是在特朗普任期内出台的，但并非特朗普及其同僚的工作成绩，背后其实是美国政府中一群政策制定方面的专业人士努力推进的一个连贯的议程，其结果被认为是“整个美国政府处理与中国之间战略竞争的蓝图的开始”；其二，虽然这些文件勾画出了清晰的战略，但特朗普并非是一个合格领导人，美国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几个战略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都不情愿配合特朗普的工作，这一战略的贯彻执行只能由拜登政府来领导。

在对抗中国这件事情上，特朗普和拜登一脉相承

就这样，尽管拜登本人直到2019年之前都不是一个对华鹰派，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还是在特朗普与拜登两个任期之间完成了一个继承。2021年初拜登开始其任期后，搭建了一个主要由对华鹰派人物组成的幕僚班子，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中国事务协调员杜如松等。正是在这些人的大力协助下，很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一普遍认为不能指望特朗普来完成的任务，并以一种显著区别于特朗普团队的方式加速推进战略转型。

202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美国一个战略性的、紧逼性的、全球性的（a strategic, near-peer, global）竞争对手”，并责成拜登政府确保美国及其盟国“通过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流动等方式，不受限制地往来（印度-太平洋）地区，并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能支配该地区，也不能胁迫位于这一地区的邻国。”

一年之后，拜登政府发布了它自己的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的威胁描述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拥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北京雄心勃勃地在印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1]而同月晚些时候发布的2022年五角大楼《美国国防战略》中则明确表示，“（该报告）指示国防部采取紧急行动，维持和加强美国的威慑力，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本部门的主要挑战。”

拜登团队认为，由于特朗普肆意破坏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毫无章法地发动贸易战，危险地支持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频频导致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甚至触发了“国内恐怖主义”，不仅削弱了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而且事实上进一步为中国扩大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因此，他的团队必须在这几个方面大大改变前任的做法，减少其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更加有力地推进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战略。所以，无论拜登这三年多的任期与特朗普四年任期在其它方面的差别有多么大，但在对抗中国并让美国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这个大目标上，拜登实际上是在多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巩固了原计划。

正是连续两届美国总统接力式的推动，美国终于完成了这个被《经济学人》称之为的“自尼克松访华五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具戏剧性的突破”。由于无论是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这都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战略含义尚未全部展现出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方近年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不确定性”，而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美方这个战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