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放在发展主义演进路径上看，验证“遭遇发展”理论

事实上，这一点，只有中国这个国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

关于发展中国家崛起这一现象，世界上的分类有多种，一种划分是将因本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崛起的国家分为一类，被称为I6国家，即中国、韩国、印度、印尼、泰国和波兰6国；还有一种划分是只看崛起，不区分凭借工业化还是凭借本国丰富自然资源，被称为R11国家，即I6国家中国、韩国、印度、印尼、泰国和波兰，再加上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土耳其5国，共11国。

再有就是传统的分类，在“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理论中将“外围国家”又分为拉美型、非洲型和东亚型三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东亚型“外围国家”是一种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拉美和非洲“依附型国家”地位，获得了自主发展空间的“发展型国家”。

新冠疫情让拉美雪上加霜，图为志愿者在巴西贫民窟消毒

正如德裔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伯特·赫希曼在他《经济发展的战略》一书中所指出的，由于东亚国家普遍脱胎于反帝战争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得这些国家将自身定位为加快追赶先发国家的后发国家，因此其发展就成为一种人为的、刻意的进程，整个国家可以完全为发展的目标而组织起来，既不是像先发国家那样发展作为一个自发进程，也不是像拉美那样发展作为一种依附状态。

但无论怎样分类，中国还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不是一个仅通过快速的工业化而崛起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仅通过出售本国自然资源而变得富裕的国家，同时也不是一个仅通过刻意追赶先发国家而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

中国的发展由于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避免了被哥伦比亚裔美国人类学教授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所说的“遭遇发展”的路径陷阱。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在他1995年出版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一书（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中推出了这样一个理论：

· 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不仅没有使这些国家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反而普遍发生了贫困状况的“现代化”。他在书中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市场经济的扩展割裂了人们与社区之间业已建立的纽带，并且剥夺了千百万人民使用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权利之后，现代意义的大规模贫困才开始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巩固，系统性的贫困化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 虽然发展主义都以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为目标，但在二战后“三个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随着西方全球霸权的重建，发展逐步蜕变为一种建立在发展主义话语和政策之上的新型殖民主义。一方面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完成了从“该不该发展”的问题到“如何发展”的问题的跨越，通过经济增长解决社会变革问题成为了一个普遍信仰，另一方面却是“现代化”的贫困、“现代化”的落后、“现代化”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大规模发生。

·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欠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计算，鉴于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在经济起飞之前约为发达国家的20%-25%，假定发达国家保持年增长率2%的情况下，那么欠发达国家要想在两代人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就必须在长达至少60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在6%以上。从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总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进行追赶的这些欠发达国家必须在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各个方面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而且必须持续几十年的“大跃进”式发展。

· 这不仅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真正的现实还恰恰相反。在二战后发展主义浪潮的冲击之下，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陷入了与追赶方向正好背道而驰的多重恶性循环。最终结果就是今日第三世界的普遍状况：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频发、失业率与犯罪率居高不下、生态失衡加剧、贫富分化严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了一种被称为“遭遇发展”的陷阱。

二战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以加快本国发展为总的行动目标，但几十年来五花八门、各显神通的发展，最终大多数国家都落入了不期而遇的“遭遇发展”陷阱；而只有中国，不仅没有跌进这个陷阱，而且正在大踏步地进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发展阶段。

通过这个“遭遇发展”理论来反观中国的扶贫事业，很多事情更加一目了然了。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在中国，截止到201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已达42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通客车。十三五期间，农网供电可靠率达99%。截止到2019年，全国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均超过98%，电子商务已实现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在“互联网+健康扶贫”项目推动下，远程医疗也已经覆盖所有贫困县。

这就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国的扶贫事业不仅仅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一个方面，它实际上是中国全面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的全面发展，则又是更大的奋斗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近100年来的历史上看，对于中国来说，所要为之奋斗的远不止通过高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实现国民收入水平的追赶这一个单纯的经济目标，比起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以及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升级等工程在内的现代化转型等任务之外，中国还要同时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彻底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直至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唯独中国成功避免了落入“遭遇发展”陷阱，并成功跨入新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

综合上述，从人类近现代历史、世界贫富分布格局中以及近百年世界发展主义演进路径这三个角度进行深入考察，中国的扶贫事业验证了西方的“三级解绑”理论、“贫富分化大象曲线”理论和“遭遇发展”理论，也赋予中国扶贫事业更加深刻的本质和更加重大的世界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再运用通俗、科学、客观中性的语言，向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文明传统的人民进行讲解，应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瑞士） 理查德·鲍德温著，李志远、 刘晓捷 、 罗长远译：《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格致出版社2020年

2.（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英）艾伦（Allen.R.C）著，陆赟译：《全球经济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4.（美）禹贞恩著，曹海军译：《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5.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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