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本思想比西方代议民主理论更具普遍性

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般在社会科学中叫做多变项的因果分析。在这个因果分析里，我们试图把两个不同规范的理论传统对照起来分析，一个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传统，它会强调一个政体必须具备哪些要素、哪些特征才有可能得到比较高的合法性呢？它会把普选、多党竞争、言论重要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亚洲自己文化脉络里的儒家民本思想，它会强调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包括哪些因素呢？它会强调经济繁荣、民生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弱势群体得到公平对待、政府廉洁、官员能够获得信赖、民众需求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这些都是非常实质的，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实际能得到的结果。而西方自由传统里面，政体合法性必要的要素包括自由权保障、选举问责、权力制衡、政府公开透明、法治原则、政党公平竞争、公民参政能力等。

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当然我们这个模型比较复杂，除了刚才这些变项以外，我们还控制了政治文化的变项，以及一般的经济社会背景的变项，作一个比较完整的多因素的统计分析。（见下图。）简单来说，两个圈代表这个变项解释力很高，一个圈代表有解释力，一字线代表没有解释力。

如果我们把东亚国家分成两个群体，一个叫儒家社会，一个叫非儒家社会，可以看到凡是我们刚才所列举的在儒家民本思想里面强调的这些要素，在支持一个政治体制合法性里面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它会影响到政体在合法性会不会得到比较高的评价。即使在非儒家社会它的解释力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观点，即什么是普世性，永远需要在经验上做严格验证。从某些角度来说，其实儒家传统所强调的良好政体的一些要素和条件，可能在很多社会都是会被重视的，只是从来没有被好好验证。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希望用这个理论架构同样去分析亚洲以外的国家，包括欧美的国家，这样我们才知道到底它只是一个适用于亚洲的某一种文化脉络的合法性的基础，还是说它有一定的普世性，而且它的普世性可能不比我们以前认为主流的自由民主的理论更低，我觉得这是政治学将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为何代议民主体制无法支撑合法性

最后我要谈一下为何在亚洲有不少代议民主，它似乎在我们所做的指标里没有办法得到非常高的认可？我认为原因有几项。

首先亚洲民众心目中的民主一定要有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的内涵，如果这个体制形式上是民主，但是达不到这两个标准，第一未必会被认为是充分民主的，也未必会被拥护。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政治体制必须实现民享，单单有民治是不够的，民治不一定会带来民享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尤其在亚洲，因为很多实行民主体制的国家已经经过好几轮的轮替，一开始新型民主，人们可能会说需要慢慢调整，上轨道，但是如果民主化20多年、30多年之后，像菲律宾，不管从社会公平还是有效治理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结果，那么要维持很高的政体合法性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经过几轮政权轮替之后，民众对民治必然带来民享的乐观期待开始破灭。

此外，今天的世界比较复杂，过去我们都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提供最好的一种标准，可以作为最好的范式，但是现在看起来全世界范围里所有的西方民主、代议民主实际上都面临不同的危机和挑战，因此21世纪是要探讨新的治理模式和政治体制根本改革的很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新的变化出现，不仅内部出现了很多政治僵局和两极化，以及民粹主义兴起的挑战，而且外部有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今天已经有很多有反省能力的思想家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包括福山在新书（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他深刻担忧美国的体制衰败。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对美国体制富豪政治的倾向非常批判。我们可以这么说，今天来看西方体制的确已经面临很多新的难题，包括刚才讲的富豪政治，以及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cracy)，政治僵局反复出现，很难引导这个社会在重大问题上很快得到明确的解决方案。

另外我们有很多新的体制是值得尝试的，比如何包钢教授在审议民主方面做了非常多有意义的一些实验，实际上在网络时代有各种不同的民主创新的可能性。我觉得当代的政治体制已经演变到了一个要产生蜕变的阶段，尤其在合法性问题非常突出的时代，这个探索非常重要，我以此期勉大家加入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