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上海每年有几十万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但同时又面临高端人才缺口，另外现在全国大中型城市放开落户“抢人”，使高校毕业生分流，这样的人口流动变化会给上海带来一些什么影响？

周振华：现在不仅是人才的问题。对上海来说，全球城市绝对是需要高端人才和一般劳动力达成合适的配比，因为不管是高管还是精英白领，都有相应有其他劳动力为其提供服务，从家庭服务到工作配套都需要，就像一栋大楼里面都是白领，没有保安、没有保洁、没有快递，这栋大楼无法运转，所以上海也不能老盯着吸引人才。不仅大学毕业生，哪怕不是大学毕业生，普通年轻人都应该吸引进来。

当然有的人会说，进来两个年轻人带来四个老人这么办？这些我们也都分析过，一是这种情况的比例不会很高，尤其是外地的，老人到上海帮忙带小孩住一段时间是有可能，但真正搬到上海、在上海养老临终的情况相对较少。再说，即便如此，也是增加某种需求，比如养老看护。

我们对超大城市人口规模适当控制和人口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化处理。即使要调整人口结构，也不能在保持既定总量规模的情况下进行调整，这是没法操作的。新人口要进来、大学生要留下来，但上海的老人绝大部分不会出去，所以不突破总规模，结构是调不过来。只有把它看成动态模式，即未来趋势可能是这样的人口总规模，但现阶段只有先突破人口规模，才能在增量中调节结构。而且从新生人口增长来讲，吸引更多人后，某种程度可以为今后人口的正常循环过程提供一种保障。

图片来自上观新闻

观察者网：去年有一篇非常火的自媒体文章叫“上海为什么在这次互联网发展中掉队”，外界好像忽然发觉为什么BAT都不在上海，阿里在杭州、腾讯在深圳，一些风创公司在北京，而回头看上海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金融业、服务业或制造业，所以就认为上海在这次科技大潮中掉队了。当然这篇文章本身是以偏概全的，但对上海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战略定位，尤其科技也是全球城市的条件之一，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周振华：研究城市要研究一个城市的生态，每个城市的生态不太一样。现在上海的城市生态可能不太适合一些冒险性或颠覆性的一些产业发展，因为没有丛林竞争的生态环境。也许有人会讲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不是还称“冒险家的乐园”吗，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研究过，当时上海能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与租界有很大关系；不同的租界共存于同一个城市，形成很多的缝隙和灰色地带，但现在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了。长期以来，上海传承下来精神，既是开放，海纳百川，又是讲规矩、讲信誉，从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生态。也就是，既欢迎外面进来，又讲究可预期性，要相对确定性。

另外，上海的国有程度比较高，不仅有当地的国资国企，还有央企。这些企业就不适合冒险突破，因为国有资产首先要保值增值，承担社会稳定等功能。在这种环境下，民企的发展就显得很困难。因为一个生态圈中，就这么多的阳光空气资源，某几个主要物种已经发展起来后，对其他物种一定会形成干扰，影响其发展。

但在深圳等其他城市，没有主要物种先行占据，民企就可能较顺利地发展起来。这里涉及到经济学的“准入”概念，这里的“准入”不仅是政府以管制手段设置门槛，还有一些是客观存在的准入门槛，就是说，这个地方或领域已经有先期存在的企业占领了，作为后来者就必然面临准入门槛，只有水平超过它，才能进入这个领域。否则即便进入以后也站不住脚。

现在上海很多领域，大量国企或外资已经占领，民企再想要挤进去的话成本很高，客观上市场准入门槛就很高。

另一方面，这篇文章还关系到价值判断，就是上海有没有失去这样一次机会。但价值判断其实是很难讲的，只有适合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合适的，很难存在一个适合每个人的共同价值判断标准。这一轮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可能更符合深圳、杭州的城市生态，并且发展起来。对上海而言，我的观点是，要看到上海是否具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因为是否适合就在于比较优势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如果上海在这一轮发展中，仍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发展，比如集聚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金融机构，完善金融市场，发展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这也完全可以。杭州互联网金融发展比上海好，上海不需要去找差距补短板。

上海金融中心平台搭起来，功能发挥出来，杭州互联网金融是对上海金融中心的一个补充。互联网金融讲到底还是信贷关系，只不过借助了IT网络的信贷，但互联网金融代替不了资本市场，也代替不了金融服务。所以，杭州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上海和它形成功能互补就可以了。上海要改变观念，不是所有东西都要比人家好，才能体现大城市的优越，不是这么回事。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多的是上海和周边城市的水平协同分工，而不是垂直分工。垂直分工是上海什么都好，把差的产业往外转移，让周边和上海接轨，接受上海辐射，是一种梯度转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是这种模式，而必然是水平分工。水平分工意味着，像纽约周边的波士顿、费城等城市的某些功能、产业领域要超过纽约，波士顿的大学就超过纽约的大学。上海今后肯定也是如此，周边城市在某些方面超过上海非常正常，恰恰这样，上海才能与他们形成功能互补。

要用新的理念来看问题，不能老是只看上海自身，不能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就什么都要比别人强。上海IT产业不如深圳，现在要赶也赶不上，上海的比较优势也不在IT产业，是在生物医药，配套性比较强，只是目前尚未作出规模。而且从产业领域来讲，新材料、生物医药也不是上海的独占优势；上海的独占优势是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创意，但这几个领域现在最不开放、产业化程度最低，因为这些领域和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情况比较复杂。不像国外的一些情况那么简单，公立医院满足基本需求，私立医院能提供高端服务的。但我们能提供高端服务的大多是公立医院，这又和户籍等挂钩起来，这些制度安排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好像蛮合理，但一旦安排后就形成路径依赖。公立医院都是国家投资，不为老百姓也讲不过去；而且投资建设就这么多，需求量却是全国的。其实，上海可以在体制上进行突破，让更多境外医疗机构进来。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图片来源IC Photo

观察者网：现在这个试点进行得如何？而且中国提出的进一步开放措施中就提到了医疗、保险、金融等领域。

周振华：我们在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研究中曾提出一个设想，能否引入境内关外的服务贸易内容，例如医疗、教育、文化创意等。这就相当于不用出国门就可以享受国外看病、就学，应该讲，有这方面的需求。

与其让这部分需求外流，完全让人家去赚这个钱，不如让这些服务贸易到自贸区新片区来，还可以解决我们国内的一部分就业问题。因为这些新兴服务贸易都需要配套的住宿、餐饮、交通等等。我们搞进口博览会，除了货物贸易进口，也应该有服务贸易进口，而这需要有当地存在，即引进相应的服务机构，让其在境内关外运作。

观察者网：感谢周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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