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钟雪萍】

无需赘述2022年6月24日发生了什么。也不难想象，即刻和不久的将来，对居住在美国半数以上州的千百万女性，会带来怎样的人生挑战、变化和遭遇。

如何辨识从1973年到2022年，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反向命运？

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已经有了很多解读。但是，无论怎样解读，告诉我们的是，其法律的制定和解释，本质上都是政治的。在持枪、堕胎、选举（包括谁可以隐姓埋名提供选举资金）、政教分离等重大“权利”项上，长期存在的所谓“赋权”和夺权，完全基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即使在资产阶级法权内部，政治竞争也可以走向白热化。

回想刚到美国留学，就在电影、媒体、课堂和学术讨论中了解到，美国女性在堕胎非法的年代里（自19世纪早期，至20世纪70年代），如何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有钱的出国，没钱的冒着丧生的危险，找地下堕胎甚至自己想办法，不少人因此而丧生。

一方面，因此了解到内在其中的文化和社会势力之强大，以至于自1812年起就开始有部分州政府立法禁止堕胎，直到1973年最高法院的裁决。还了解到那些强大的反对势力，不仅从未消失或者改变主张，还有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另一方面，在跟同学、教授、以及以后的同事日常交往中，感觉到的则是，1973年以后，美国妇女已经不必再担心，完全可以“我的身体我做主”。

在比较文学系读研的五年当中，作为英语系的助教，给大二学生上英美文学课，专门指定的教材之一便是《使女》(The Handmaids’ Tale)，以及据其改编的电影。

1990年《使女》电影海报

《使女》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85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某个不远的将来。一个白人至上的极权宗教组织推翻美利坚共和国，建立名为Republic of Gilead的国家。故事内容主要关于女性如何在这个“恶托邦”里被重新组合。年轻有生育能力的，成为“使女”，专门为男性长官怀孕产子。不育或超过生育期的女性，则大多被发配做苦力或仆人。

无疑，《使女》的“未来恶托邦”是一种警告，可以说是自由派主流通过大学教育进行的一种认识上的动员。但大概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大多数自由派精英，没有觉得《使女》所警告的，会离现实越来越近。

因此，如果借用当今国人熟悉的“让子弹飞一会儿”，那么这一次，恐怕首先要明白的是，这颗“子弹”并非2022年6月的某一天才出膛。它早就飞了很久，而且会继续飞。只是这一次“飞”到了明处，逼迫那些长期不愿直面，也不知道如何直面的人们，不得不面对。

基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女权主义角度，无法全方位认识美国堕胎权和反堕胎之间长期的斗争。1973年，清一色男性（八位白人、一位黑人）组成的最高法院裁定，宪法赋予女性堕胎权，属于“隐私权”的一部分。而将近五十年后的2022年，含有一位黑人和一位女性的五位大法官（最高法院主法官Roberts，并不同意推翻此案），裁定如此理解宪法完全错误，因为宪法并无此意，即，女性的堕胎权不内在于18世纪末【由一群白人男性制定】出台的宪法中。

1973年的男性大法官们，以7比2裁定罗诉韦德案，图片来源：美国最高法院

如今“更多元化”的大法官，图片来源：美国最高法院

另外，尽管有各种保守团体的男性引导，反堕胎人群一直有大量女性参与，是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还有很多少数族裔参与其中。在一年一度的“pro-life”游行队伍里，随处可见。这一次最高法院的“夺权”，激动地流下热泪的也是她们。这些看似也很“彩虹”斑斓的组合，不是也蛮符合美国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的“正确”？

相对而言，最近这几十年里，除了“Planned Parenthood”（20世纪初由女性发起的计划生育组织，一百多年至今，在美国有几百所为女性生育服务的医疗机构），因其所属的一些医疗机构长期受到骚扰，偶尔在主流媒体上发声以外，那些曾经争取堕胎权和女性权益的组织，很少让人感觉到她们的存在。都去哪了？

再者，过去的五十年，西方女权主义话语一度方兴未艾，四海传播，甚至还能成为美国女性自由主义鹰派对外宣战的理由之一。为什么作为强权政治的政治正确，到头来却连其自认为属于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都保不住？

也许问题的关键是，自以为得到的权利，并无牢固的根基。自以为周全的理论，与现实脱节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