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支振锋、诸悦】

“黑衣蒙面”往往是古装影视中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匪徒形象，或者是当代极端恐怖组织IS(伊斯兰国)成员的典型装扮。但令人震惊的是，在近三个月的香港修例风波中，激进示威者屡屡在黑衣蒙面的掩护之下做出暴力犯罪的行为。黑衣蒙面行为助长暴力示威，制造暴力极端事件，宣扬极端政治理念，危害极大，应予依法严肃对待。

一、黑衣蒙面助长极端和暴力

香港回归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人员佩戴面具或穿着黑衣；但本次所谓的“反送中”运动开始，大批游行示威者开始有组织黑衣蒙面。

据境外媒体报道，他们身着黑衣面罩的目的是表示丧服，一是为了“纪念”30年前那场运动，二是表达对特区的极度失望，三是整齐划一免于被警察确认身份。据统计，自2019年6月6日开始香港法律界带头举办黑衣游行至9月10日，有大批组织化或半组织化黑衣蒙面者参加的游行示威共有39起（占全部的81.25%），其中：六月的7起中的3起有黑衣蒙面者参加，七月的18起中有14起，八月的20起中有19起，九月的全部3起[注]。而且，6月以来所有街头暴力冲突都是黑衣蒙面者所为。

这表明，黑衣蒙面对推动香港局势恶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机理主要是三方面的：

一是解构自身的罪恶感，为极端主义行径正名。历史证明，热衷于参加所谓“民运”的大多是社会中的失意者；而“民运”的组织者、操纵者也深知此道，大肆贩卖“贬抑社会”以迎合和团结更多的失意者。正如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指出的“在把时代的一切痛骂得一文不值以后，失意者的失败感和孤立感会获得巨大的缓和，并会获得巨大的快乐。”今天香港的失意者身着黑衣即丧服，不但是对现存香港社会的彻底否定，还会引发他们的一种力量上的幻想和共鸣，仿佛他们正在摧毁并重塑香港，从而成为香港的救世主。

二是带来身份认同性和仪式性，有助于示威者的组织化。黑衣蒙面是一种具有仪式性的制服，放大了群体中个体的从众心理，从散漫的、懦弱的、个体的乌合之众，成为整齐划一的统一体，掩埋了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既能壮胆又增强自信。甚至这种高度组织化、仪式化的行为让本来自己感觉没有底气，甚至是心怀鬼胎的他们产生一种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寻求重生的虚幻崇高感，从心理上将群氓转化成为所谓的“理想”而献身的狂信徒。

三是带来侥幸心理和安全感，有助于逃避法律责任。在摄像头林立的香港，蒙面在掩盖示威者身份、增加执法者识别难度、降低承担法律责任可能性的同时，给了他们一种“我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的信息不平衡的安全感，增加了示威者的攻击性，使他们更加放肆、无所顾忌地从事违法暴力活动。

香港暴徒与警察对峙，并用镭射灯扫射警察

二、禁止蒙面集会游行示威是西方国家通例

鉴于蒙面示威导致的极大危害，禁止集会游行者蒙面已经成为当前西方法治的标准操作。特别是香港反对派一直试图投靠的英美国家，对游行示威或暴力行动中的蒙面行为，更是高压严禁，特别值得香港特区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通过专门立法禁止蒙面游行集会。美国禁蒙面法可追溯至十九世纪中期，1845年纽约州在美国首个颁布《反面具法》，纽约警察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事件中根据该法抓捕了上百名蒙面示威者。目前美国有15个州颁布了禁止蒙面的专门法或者法条，例如加州刑法第185节。大多数州规定违反蒙面法将判处一年以下监禁和500美元以下罚款；路易斯安那州的处罚最重，最高可以判处三年监禁。英国并没有专门禁止面具的立法，在三百年前英国就曾颁布过类似的《黑匪法（Black Act）》，执行上百年后，于1823年废止。目前实践中是由警察向法院申请面具禁令。

据不完全统计，意大利（1975年）、德国（1985年）、挪威（1995年）、丹麦（2000年）、奥地利（2002年）、瑞典（2005年）、法国（2010年）、比利时（2011年）、加拿大（2013）、西班牙（2013年）、拉脱维亚（2016年）、保加利亚（2016年）、荷兰（2019年）等国通过立法禁止蒙面游行示威，对违反者除以罚款、监禁等法律责任。对于禁止的对象，德国和意大利的规定最为概括，一切妨碍身份识别的物件均在禁止之列；而奥地利、荷兰、加拿大、比利时、拉脱维亚等国明确规定伊斯兰教的面纱和罩袍也属于禁止对象。

对于禁止的条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设定空间条件，如法国、拉脱维亚等规定只要是在公共场合即禁止佩戴；二是设定行为条件，如丹麦、德国、挪威等规定集会游行等公共活动禁止佩戴；三是综合条件，如奥地利规定，游行集会示威活动不准佩戴面具，大学、公共交通、法庭上也不准佩戴面具。

对于违法者的责任，除罚款外，德国、法国规定最高1年监禁，丹麦和奥地利规定最高6个月监禁，挪威处于最高3个月监禁，而荷兰、西班牙、俄罗斯则仅处以罚款。处刑最严厉的是加拿大，在特定条件下，对蒙面示威者可处以最高10年的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