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政党的新使命

确立新时期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政党主要通过选票计算来获取其合法性。也就是说，社会决定了执政党的现代性，而非相反。在精英民主时代，西方也是通过精英之间的共识来执政的，普通老百姓没有选举权，决策都是精英的事情。但在进入“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之后，政治精英就失去了决策的自主性。这里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选票是社会成员给的，社会性决定了执政党的性质。这也就是前面所讨论的今天西方政党危机的根源，随波逐流，政党本身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政党不仅失去了自身的凝聚力，失去了整合社会的能力，反而演变成分化社会的政治力量。

在中国，情况正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通过确立其使命、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和实现的。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其是否能够兑现向社会做出的承诺。这里的逻辑也很明显，即执政党不仅要有使命，更要有能力实现使命。

所以，在每一个重大时期，执政党领导层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再在这个判断之上确立自己的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回答“从哪里来？”“现在到哪里了？”“未来往哪里去？”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也是如此。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一个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对执政党确立新使命是最重要的。只有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才能确定新的使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这些之后，才会有具体的行动方案，然后以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立新中国这一近代以来最艰巨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里，一套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起来。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变化，但基本制度构架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当然，这套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时代仍然需要完善和改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也是一个基本判断。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四大上，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新时代，新判断，新使命。今天，中国发展到了另一个新时代。“新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名词，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所做出的新的基本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执政党也看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内外部的环境。社会主义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在充分肯定自身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之上，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严肃和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关切“两个一百年”的重要背景。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规划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较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在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21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此后，因为中国的加速度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20世纪80年代的规划做出了修订，提出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一百年”计划。

十九大报告更描绘了走向未来的蓝图：从2017年的十九大到2022年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十九大报告中，对从2020年到2050年这30年的现代化目标再做出两阶段具体规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开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将持续30年的新“两步走”规划，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应当说，这幅蓝图的描绘就是基于上述基本判断。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从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转移到如何把国家提升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即富裕社会。经初步核算，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2000美元。

不过，如果中国要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困难是显见的。在东亚，到现在为止，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只有五个，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五个经济体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在这些经济体的成长时期，世界（主要是西方）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并且它们都属于西方式的经济体，西方对它们“照顾有加”，至少没有设置太大的市场进入障碍。其次，这些经济体的体量比较小。再次，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成为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

但中国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一，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其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走出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从西方经济现状看，要恢复正常增长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中国内部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其三，中国和美西方经济体之间经常因为各种因素（例如西方所谓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产生矛盾，西方不乐意对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因此，中美关系如何发展？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两国会不会最终进入冷战状态？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切的问题。

但是，较之这五个经济体，中国也有自身的优势。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内部发展潜力巨大。以前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形模式”，说的是东亚如何从日本开始实现经济起飞，然后扩展到其他经济体。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和经济起飞的经济体，之后随着日本内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等，一些附加值低的产业开始转移到其他经济体，而日本本身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亚洲“四小龙”继日本之后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经济现代化扩散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

中国是后来者。不过，中国内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雁形模式”。直到今天，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部正在起飞，西部仍然有待开发。就技术而言，尽管外部环境并不明朗，但经过四十来年的发展，中国的技术也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可以实现起飞的程度。总体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多穷人，这些都指向中国今后发展的巨大空间。同时，就外部而言，中国也在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策略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在今后一个阶段里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是中国最近提出“双循环”策略的理性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满足了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对美好环境、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参与等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进而显现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境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既是问题，也可以变成进步的动力。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存在一个有效政府。没有一个有效政府，就很难把这些潜能都发挥出来。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性就能够保证有效政府的存在。

《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郑永年、杨丽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