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遥遥领先”的几点启示

今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中国要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来说，我们都刚好处于一个中等技术水平，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从0到1的原创性思想少而又少，甚至没有。当我们说“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最多就是“中国组装”。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提倡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就是要强调原创。

第二，从1到10的刻度里面，我们只做到了从4到7，8到10的少之又少。凡是能做0到1原创的，也可以做8到10的应用；但如果不能做0到1的原创，做4到7也就到顶了。

中国是向全世界开放的，体量巨大，进而成为各国资本和技术的首选。世界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有效“配置”，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能。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中国的企业过度追求西方技术的应用和改进，而忽视了原创技术的投入和研发。因此，今天当美国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全球市场进行深度干预的时候，中国就面临被“卡脖子”和“脱钩”的风险。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尽管我们应用了大量的美国技术，但是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应用技术市场，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多少钱，又反过来提高它的技术水平。日本韩国学习西方技术三十年以后，科技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原创。

实际上我们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尤其是像华为，以前华为的态度就是我买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冲突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世界市场采购。但是当地缘政治冲突发生，被卡脖子的时候，没有技术就要死亡，企业就不得不自己去投入做了。

华为的“遥遥领先”说明了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是具有韧性的；第二，我们是有创新能力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赶得上甚至超过西方技术的。

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企业家现在有点悲观了，因为之前太顺利了，前面几十年国内的现代化跟国际层面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股力量是朝同一个方向，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的；但实际上从大历史来看的话，地缘政治跟技术发展是互相关联的。大部分企业家尤其制造业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我想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像华为那样，这既是个危机也是个机会。

中国怎么培养出“马斯克”？

我们非常需要有像马斯克、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想要培养人才，高层次的开放很重要。就国际化而言，我们远远比不上纽约湾区跟旧金山湾区，外国人口占比达到40%，这40%表明这两个湾区的开放度，硅谷的外国人占60%，2/3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创办的。

客观地说，“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是世界聪明人在美国制造。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人才的竞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二战时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冷战时更是吸引了大量苏联、东欧的人才，用世界人才跟苏联竞争。我们要看到至少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人才高地。像马斯克、乔布斯，都来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区域。不同人才才能带来文化冲突，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同类人才更多的是物理反应，培养不出马斯克、乔布斯。

我们现在的人才观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导向，比如一定要有个两院院士、一定要有一个帽子。马斯克、乔布斯有任何的帽子吗？我们现在的人才几乎是用政策的方式，由公务员官僚机构来定义的人才，但在美国，只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就是人才。

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齐全的一个国家，各个产业里面都有人才载体。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仅要有好的政策，还要去行政化，行政和政治的东西对人才的使用会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要有意识地构建很多的人才载体，如果没有人才载体，即使有了好的政策，人才也没地方去。

所以首先我们的人才观一定要改变，不是说人才就一定要是两院院士，或者一定要有帽子；第二就是人才吸引要跟你的经济科技科学发展结合起来。从大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基础科研的人才，还需要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人才，尤其是企业界的工匠人才。

面对当下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国为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读懂中国”事业的重大意义，而“解释中国”是“读懂中国”的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任重道远。基于这一信念，郑永年教授最近出版了《中国叙事》这本书，书中通过对长期研究基础的“非学术”表述，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只要我们有意识，解释中国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