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始终坚持与世界共享疫情信息

观察者网：其实我们看整个三年抗疫，中国始终被描述成一个“异类”，中国做与不做、做多做少都是错。西方将自己对疫情的应对不力、造成的经济损失怪罪到中国头上，却很少反思自身的问题。这是应对疫情时该有的科学态度吗？为什么在西方的逻辑中，始终是科学让位于意识形态，事实让位于反华立场？

郑若麟：确实如此。因为“反华”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正确”的范畴。说中国抗疫失败是“政治正确”的，这使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在批评中国。

确确实实，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你进行封城，播出的画面就是大街上空无一人，人民没有了行动自由；对话的中国人似乎个个都是“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你说死亡人数很少，播出的画面就是殡仪馆里的骨灰盒（大家请注意，西方国家是绝对不允许同等画面的播出的，比如西方医院的急诊室是不会让我们的编辑进去随意拍摄的，更遑论病故者的尸体了），来证明死亡人数很多，你们在隐瞒真实数字；等你放开了，又开始播出医院里挤满了正在吊水的病人，来说明中国医疗资源如何如何匮乏……

我们当然也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放开时间是否放在去年八、九月份为好，当时奥密克戎毒株在国内的传播还有限，而且夏季新冠病毒传播相对比较弱。又比如在放开之前是否应该大规模地接种第四针疫苗加强针，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感染者。事实上，我身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因为或是第三针疫苗的保护、或是第四针疫苗起了作用而没有被感染。再比如一些有效的中西药是否应该在放开之前就广泛发放给公众，使公众能够事先就有所准备。

当然，这些“事后诸葛亮”的妙招有可能有用，也可能是无用的。至少我们应该尽快总结出经验，以防下一轮病毒或新的毒株来袭时能够应对得更为从容一些。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也要警惕另一个倾向，就是西方开始篡改抗疫历史。其实早在2020年4月时，您就曾疾呼“再不重建抗疫历史真相，西方会更‘理直气壮’指着我们骂”。我们该如何反击西方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建立正确的“疫情史观”，把真相还给人类历史？

郑若麟：我过去一直是乐观派，认为事实永远会胜于雄辨，但今天我也开始怀疑自己这种盲目乐观是不是一种自我安慰？

我上面总结出来的舆论战六阶段，都是目前西方所撰写的疫情史。西方已经在媒体上将这些都写成了“事实”。比如李文亮，在中国李文亮也是一位抗疫英雄，但在西方媒体上，李文亮则成为反抗中国政府的英雄。

下一步，有关新冠疫情的书刊肯定也会一一出版。意大利一位儿童作家不就早已经将李文亮作为“吹哨人”的故事绘制成了一本儿童读物，专门介绍李文亮是如何“吹哨”的，而真正的“吹哨人”、于2019年12月26日发现异常肺炎病变并上报的张继先大夫呢？在西方的疫情史中则被抹得一干二净。

再下一步，我们将会看到有关新冠疫情的电影等其他文艺作品。这样，西方媒体今天所描述的“疫情史”，就会成为这一切的“事实基础”，历史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我们如何应对和反击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将正确的“疫情史观”真相还给人类历史？在今天的国际话语舞台上，我们处于劣势、弱势，处于被动的处境。但我们必须要做，要反击。

首先我们应该广泛撰写出版真正的疫情史书，将所有的事实都一一滤清、撰写出来。要启用所有的能力、运用所有可能的形式，包括书籍、纪录片、建立疫情历史纪念馆等等。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应该全力表彰那些在疫情斗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单位，使他们的事迹永垂史册。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将疫情史用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从音乐到绘画、从戏剧到电影、等等等等一一表达出来，传递给民众，特别是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明白，在过去三年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新冠疫情，让他们了解中国是如何在这场疫情中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国民的性命的，让他们牢记在这场英勇斗争中做出伟大奉献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英雄事迹，包括我们的党和政府。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去了解发生在西方的疫情史，从我们的角度来回顾西方的疫情史，并将它记录下来。目的也是让未来的人们能够了解今天在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这场新冠疫情的来龙去脉。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书写。所以，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书写真实的疫情史，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听到、读到，并且相信、接受……这又是一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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