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笔600亿欧元防疫基金去向所引发的争议，德国政府于11月20日陷入意想不到的财政危机，联邦政府财政部冻结了未来几乎全部的财政支出计划。外媒形容德国政府的混乱展现得“淋漓尽致”。

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预测，今年德国或将成为欧盟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出现衰退的国家。在各种内外挑战下，这一轮财政危机将如何冲击德国国内的政治稳定？中德经贸关系是否又会受到影响？

11月25日，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3）》。期间，蓝皮书主编、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就以上问题接受了观察者网的对话。

【对话/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近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围绕600亿欧元防疫基金用途的一纸裁决，导致德国政府冻结全部新财政支出计划，引发了不小的关注。您如何评价这次事件对德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郑春荣：我觉得这算是很严重的一次事件。新冠疫情基金是之前就设立好的，可以授权做紧急的贷款。现在疫情过去后，德国的三党联合政府就在动脑筋，想把其中剩下的授权贷款投入到气候转型的基金中，主要投资绿色转型相关的领域，比如大楼改造、绿色投资补贴等等。德国政府本来已经做了相应的预算，一些投资已经启动。还有一部分没有启动，但也做了规划。

现在突然间，这600亿欧元的转移资金被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违宪，导致德国联合政府的预算一下子出现了600亿的资金缺口。而三党联合政府对于如何填补缺口产生了矛盾。

从德国绿党的角度来说，他们肯定不愿意削减用于绿色转型投资的资金。而德国自民党是管钱袋子的，党首担任财政部长，不可能允许轻易突破预算规定，举债还钱。何况，德国《基本法》里还有“债务刹车”的条款，会限制超过一定比例的举新债。现在有人动起了修宪的脑筋，研究修改德国《基本法》里面“债务刹车”的条款，但这需要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不仅仅需要联合执政的三党接受，还需要反对党支持。从目前的形势看，联盟党不会同意，除非后续局势出现变化。大家在讨论当中都觉得没办法了，加上舆论的导向，不排除有政党会做出一定的政策让步。

于是我们看到，联合政府的三个政党以及一些政府部委的人都在跳脚，他们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充分暴露出来。

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绿党就如何填补预算缺口存在分歧，图为财政部长林德纳（左，自民党党魁）与副总理、经济部长哈贝克（右，绿党党主席）

这600亿欧元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德国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今年会陷入衰退。预计明年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外部危机还在延宕，能源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所以这600亿欧元的缺口还真可能填不上。到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砍掉部分重要项目，但绿党肯定又不乐意。

而德国自民党在最近的几次州议会选举，包括在联邦层面的民调上，得票率并不乐观。他们也不愿意让步。因此，现在德国媒体报道这条新闻时，都在猜测会不会导致三党联合政府的提前解体。自民党的基层代表认为，既然支持率都这么低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参加联合政府？当然，自民党高层也许会有所顾忌，他们担心，如果现在就退出执政联盟，那么政府提前解体的责任都要落在自民党的头上，这将影响后续的选情，甚至可能导致自民党在后续大选中连联邦议院都进不了。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不好、三党内部本身就存在许多矛盾的背景下，这个事件会对德国联合政府的未来执政构成压力测试。

观察者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基于名义GDP的统计，德国今年的经济总量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许多德国人对经济形势的感受并不乐观。能否谈谈德国经济前景惨淡的深层次原因？

郑春荣：德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因素。首先是俄乌冲突带来的整体冲击，导致德国的能源价格、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俄乌冲突也改变了德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并没有出现疫情结束后大家期望的快速经济复苏，很多的国际供应链也没有完全恢复。全球经济的恢复情况并不乐观，这对德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说非常不利。

此外德国还受到了一定的外部影响，比如美国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或者《芯片法案》等等，都是为了吸引其他国家的投资。这其实令欧洲国家很头疼，因为欧洲的一些制造业企业会被吸引到美国投资，这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也是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经济学人》的文章会把德国说成“‘欧洲病夫’又回来了”？

第一次说德国是“欧洲病夫”的时候，背景是德国经济结构转型严重落后。其实到现在，我觉得德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还是有滞后，尤其是在绿色产业、数字领域这些方面。虽然德国这几年都在推动，但是力度不够，可能德国企业有一种传统的发展惯性。他觉得自己有优势产业，就没有革新的动力。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在德国联合政府的“对华战略”提出要“去风险”后，德国政府与企业界的博弈？经济层面的务实考量会压倒政治逻辑吗？

郑春荣：这个“去风险”要看怎么理解。可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去衡量收益与风险，这是做决策前必不可少的一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觉得去中国投资前已经衡量过收益与风险了。他因为能够赚钱才到中国来，他看好中国市场，已经“去风险”了。

但在政界的人眼中逻辑就不一样了。他认为你可能只看到了短期利益，没有看到长期风险。他们当然承认中德与中欧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但他们担心，万一关系出现什么变数，可能会暴露欧洲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问题。

2023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中，社民党（红）、绿党（绿）与自民党（黄）的支持率分布情况 截图：Politico.eu

所以政治的逻辑，经济界的逻辑，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现在第一轮博弈的结果是，至少德国政界没有能够按照其设想去执行“去风险。因为德国是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意味着政府只能够为市场行为确定框架，不能过多地干预到企业的实际投资行为中。

比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曾经提出要审查德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但是后来政府出台的《中国战略》文件里面并没有这一条。经济部规划的草案里面本来要进行限制，比如要求哪些领域不允许对外投资，要接受各种审查。但是德国企业界和经济界表示强烈反对，最后德国经济部妥协了。最终的文件里面并没有规定政府要直接审查企业的对外投资，而是说这个责任先交给企业，企业要尽到义务。万一搞不定了，将来再不排除政府介入。